对改革开放后边疆省会城市 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研究

对改革开放后边疆省会城市

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研究

董杨

〔摘要〕本文对改革开放后边疆省会城市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在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口述资料等多元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性研究和深度理论探讨,既有历史感又有理论性、既具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边疆;农业生产责任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土地变革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我国农村的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解放。土地改革中,广大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还分得大批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计有耕畜296万头、农具3944万件、房屋3795万间、粮食100多亿斤。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补偿,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二是农业合作化。实践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能够稳步前进,坚持从各地不同条件出发,充分尊重自愿互利原则,不搞全国“一刀切”,将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2]三是“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制度初创时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剥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3]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土地包产合同书,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这个举动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月粮食产量的总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整个改革开放又是从农村的土地实行改革开始的。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现状作了科学分析,采取二十五项农业政策、农村经济政策和增产措施,是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作为我国边疆省会城市的昆明,改革开放后,是如何因地制宜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本文将做如下阐述。

一、档案文献记录的昆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情况

1979年1月22日,中共昆明市农办党组在《关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意见》中指出:“生产队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用经济手段管理农业生产,这是当前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改善经营管理,促进农业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中,郊区各社、队,要充分发动群众,认真落实生产责任制。为了夺取今年农业增产,要求在春耕大忙前,普遍把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起来,切实做到抓紧抓好。”在建立生产责任制时,根据生产队的实际情况,采取以下办法:

1.规模偏大或山区由几个小村组成的生产队,可建立常年固定作业小组,实行“四定”(定耕作区、定产量、定劳力、定工分)、“一奖”(超产奖励)、“五统一”(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统一核算)的生产责任制。

2.规模较小的生产队,一般可组织季节性或临时性的作业小组,建立“五定”(定领导、定劳力、定农活任务、定工分、定质量)的生产责任制。

3.生产队经营的副业,以及畜牧、林业、水果、渔业等各项多种经营,同意应该实行“四定一奖”的定额管理责任制度,也可参照制订相应的生产责任制和管理办法。

4.为落实“按劳分配”,克服社员与社员间的平均主义,无论实行“四定一奖”或“五定小包工”,在作业组内部,都应当认真搞好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

意见还指出:“各级党委对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一定要加强领导,做过细的工作,决不能简单号召,一哄而起。要认真组织广大干部社员学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学习党中央对发展农业的重大决策,教育干部社员深刻认识贯彻执行党的经济政策,各级党委都要抓好一批试点,取得具体经验,一定要在春耕大忙前分期分批地把生产责任制逐队地落实下来,扎扎实实地抓出经济效果。

2月7日,中共昆明市委发出昆发〔1979〕21号文件,向各郊县(区)委、人民公社党委,批转了市农办党组的《关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意见》供在继续贯彻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工作中参考。文件指出:“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是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使干部和社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加快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总的就是要按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定额管理,可以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有奖有赔,搞好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要发动干部和社员出主意,想办法,总结过去行之有效的经验,只要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各种办法都可以进行实验、比较,看哪种办法最能调动积极性,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实行哪种办法。”

7月9日,昆明市革委会农林办公室还针对昆明地区一部分农村生产队恢复和完善生产责任制落实迟缓的情况,提出《关于进一步搞好农村生产队责任制的意见》,意见指出:“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根据生产队规模大小,土地、劳力多少,群众觉悟程度和经济发展、管理水平等实际情况,由社员民主讨论,采取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和具体办法。”

这一时期,昆明市组织了两千多名干部到生产队蹲点,扎扎实实地帮助生产队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继续落实好党中央对农村的各项政策,抓好大春增产措施。[4]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昆明地区农村许多地方总结了搞不搞产量责任制有“五个不一样”:社员责任心不一样;干劲与工效不一样;农活质量不一样;勤俭节约,爱护集体财产不一样;产量和收入不一样。

二、《云南日报》对昆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报道

《云南日报》在对昆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报道上多采用连续性的报道方式,连续性的报道,内容厚重丰富、形式多样,使当时的读者对昆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了解得更加深入。

(一)发表评论员文章

1979年3月3日,云南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尽快把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建立起来》,文章指出:“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建立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亦即包产到组,是一项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政策。包产到组责任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队管理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的管理制度,它能变少数人管理生产为‘千斤重担众人挑’,它能克服作业组与作业组之间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把社员的劳动更紧密地与自己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有效地动员与组织社员为集体生产贡献才智和力量。我们一定要勇于坚持包产到组这个管理工作上的正确制度,迅速推广,绝不动摇。[5]

(二)以小见大的报道

通过选取公社、生产队的情况,以小见大地报道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的成效。《南阳公社推行责任制促进大春丰收》一文报道了宜良县南阳公社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夺得了大春丰收。大春一季粮食产量超过了去年总产量,大小春总产量比去年增产了四成。[6]《农民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一文报道了三年多前还是缺吃少穿的(官渡区)阿依村生产队,去年人均分配现金四百多元,社员购买电视机三十七台,收录两用机十四台。[7]

(三)综合性报道

通过选取一个县的总体情况,综合性报道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的成效。《建立灵活多样的生产责任制 路南县获粮烟双丰收》,一文报道了路南彝族自治县建立灵活多样的生产责任制,调动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在连续两年获得粮食增产的基础上,一九八○年又获得了粮、烟双丰收。[8]《总结交流经验 不断完善提高 宜良从实际出发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一文报道了宜良县召开了有县、社、大队干部和一部分生产队干部参加的经验交流会,交流了本县一个公社、四个大队、十一个生产队建立责任制的经验。到会同志从这些社队和当地获得丰收的实践中清楚看到,去年建立了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和没有建立责任制的时候相比。出现了“五个不一样”,即:社员责任心不一样,干劲与工效不一样,农活质量不一样,勤俭节约,爱护集体财产不一样,产量与收入不一样。[9]

(四)开展调查研究

通过实地开展调研,采写了调研文章。《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建立生产责任制——宜良县蓬莱公社木兴大队的调查》一文总结了木兴大队党支部通过深入调查,总结不同条件生产队的实践经验,坚持从实际出发,帮助各队分别建立了三种责任制。[10]《怎样建立健全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宜良县部分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中几种作法的综合介绍》一文写道,最近,我们走访了宜良县的一些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向那里的干部和群众请教,征询他们对实行定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和看法。[11]《继续坚决贯彻中央两个文件 发展农村大好形式》 一文写道,最近,我们先后去曲靖、嵩明、陆良、宜良等县,在六个公社八个大队作了一点调查。[12]

(五)反映群众呼声

通过直接报道群众的话语,反映群众的呼声。《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好办法——宜良县和平大队部分干部社员赞小宗作物责任到人》一文报道了宜良县古城公社和平大队的部分干部、社员就小宗作物责任到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他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为小宗作物责任到人,是合民心的办法,前进的办法,应该大力提倡,并摆出了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群众操心了,干部好当了几个好处。[13]

(六)刊发研究性文章

通过刊登研究性文章,对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深度解读。刊登了昆明市农办杨树群的《略论农村生产责任制》,文章从生产责任制,农村人民公社,怎样搞好生产责任制,责任制和所有制、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关系等方面做了研究和论述。[14]

(七)发出媒体自己的声音

此外,还发出媒体自己的声音。《建立生产责任制后还要加强领导》一文中写道,建立生产责任制后,队长的胆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更需要队上加强具体领导,解决前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队干部甩手不管,放任自流,就会削弱生产队的统一领导,严重影响生产。[15]

总之,《云南日报》对昆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报道扩大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了解,增强了对建立生产责任制作用和效果的认识。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焕发了强大的宣传力量,为农村改革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今天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意义。

三、亲历者对昆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口述回忆

选取了县委政府原领导、县委工作组成员、大队书记、公社管委会年轻干部、部门负责人,生产队干部、回乡知青等人员的口述会议资料,对昆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后的具体情况有了更贴近的认识。通过亲历者的口述回忆,通过群众朴实生动的语言还原了建立生产责任制前后的情况。

(一)建立生产责任制前的口述回忆

多数群众说:“大集体干活,你望我来我望你,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天干活干到晚,也无法衡量谁干的多,谁干的少,谁干的质量好,谁干的质量差,反正男10女8(男人日记工分10分,女人日记工分8分),结果地越翻越瘦,产量越重越低。”[16]

可长时期的集体生产,大锅饭,男十女八姑娘六,干多干少一个样的计酬模式,调动不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几乎都是出工不出力,混工分,有个顺口溜叫“管你干部吼不吼,只要工分拿到手,做活磨洋工,分粮打冲锋”。[17]

分配上推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扭曲了按劳分配。其结果:劳动工效不高,“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大寨活,慢慢磨,磨到天晚日头落,十分工分跑不脱”。那时,广大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天,还买不得一包春耕烟”。[18]

社员说:“干不干,两顿饭”,形成“出工冷松松,干活一窝蜂,收工打冲锋”。[19]

(二)建立生产责任制后的口述回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彻底打破了农村自人民公社化以来长期束缚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大二公”、“大锅饭”的管理模式,集体田地按人口承包给农户后管理经营,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脚踩到底”、“一竹竿插到底”、“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这是老百姓对联产承包责任制优越性的精辟总结。[20]

“土地到了户,家家忙致富。头年生活就变样,二年吃饱有余粮,三年盖起新瓦房,四年光棍娶新娘,五年剩钱存银行”。这就是时下农民对家庭承包制的赞美之词。[21]

“过去讲到包,我们脸发烧,现在提到包,我们心欢笑!”“家庭承包威力大,哪里建立哪里变化大!”[22]

实践一再证明:包干到户责任制一经承包,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当年全县粮食产量上升到2亿8177万斤,人均707斤。农民说:“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好!交掉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23]

综上所述,在边疆省会城市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业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者:董杨,邮编:650500,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涌鑫哈佛中心10栋2单位10楼1011室,联系电话: 13619689183,(0871)63165120。邮箱:dongyang12345@126.com)



[1]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2]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页。

[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99页。

[4] 198036日《云南日报》。

[5] 197933日《云南日报》。

[6] 19794月《云南日报》。

[7] 1981211日《云南日报》。

[8] 198114日《云南日报》。

[9] 1980117日《云南日报》。

[10] 19794月《云南日报》。

[11] 1979820日《云南日报》。

[12] 1979524日《云南日报》。

[13] 1979910日《云南日报》。

[14] 198037日《云南日报》。

[15] 197952日《云南日报》。

[16] 张春:《回忆滇源(原白邑乡)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情况》,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昆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15年版,第454页。

[17] 窦开成:《我所经历的包产到户》,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昆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15年版,第475页。

[18] 官自德 段志坤:《宜良县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始末》,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昆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15年版,第501页。

[19] 李正荣:《嵩明杨桥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昆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15年版,第524页。

[20] 张学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致富之路》,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昆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15年版,第490-491页。

[21] 官自德 段志坤:《宜良县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始末》,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昆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15年版,第498页。

[22] 官自德 段志坤:《宜良县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始末》,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昆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15年版,第515-516页。

[23] 艾良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辟农村新天地》,《寻甸文史资料》(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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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塔 7 0

这些官样文章一点价值也没有,我经过实地了解得到的事实是:在昆明的宜良最早从上世纪的六七年,就已经有责任制在农村实行了,在边疆的版纳一带就更早了。

10月24日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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