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的鸟

向窗外望去,对面是一条河。

河水覃覃淙淙,时缓时急地绕过一堆堆大大小小的石头,随后稍稍拐了个弯,冲出一片弯月形的河滩地,好像要略作休整似的蓄出一汪静水,因风起皱浅浅而流。河滩地勾勒出河水满涨时的轮廓,眼下少水季节,两旁的蒿草试探着向水边侵蚀,想占据所有裸露的地方,却终究越来越稀疏,以至于零星突兀地立在潮湿的沙石间,呼援邀助似的左摇右摆。

在我眼里,这条河不单是水的河流,也是石头的河流,黄褐色的鹅卵石铺满了河床和河滩地,分开了满眼的碧绿,一路蜿蜿蜒蜒地扭向远方。

窗外的河也是我观鸟的地方,趴在窗户上,驰目四眺,各种鸟儿高高低低的盘旋,和岿然不动的山、静肃的草木形成反差,仿佛静止的画面忽然注入了生机,有了“时间冻结”般的影像特效。

河边的鸟儿,我几乎都叫不出名字,但是看着鸟儿飞,好像自己也在飞,这是我最好的放松方式,也是观鸟最大的乐趣。

多数时候,我在窗下写作,虽然我一动不动,却像只疲惫不已、艰难地爬着格子的蜗牛。那时候,我不能停,因为没有地方可停,爬得像一只蜗牛却不能停是件很悲催的事——有时,望着河滩,我觉得我才应该是一只鸟。

而那些悠闲的鸟儿,盘旋得够了,便落到河滩边蹑手蹑脚地踱着步子,或者轻巧地从这块石头腾挪到那块石头上,它们自由自在得像水里的鱼。

比那些鸟儿还要自由的,是这里的孩子们。他们让我时不时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十岁之前的我。我出生在农村,十岁之后便去往了城市。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城市给我最大的恩惠,是让我成为一个地道的“城里人”,就像这些孩子打量我的眼神里辨察出的某种“特质”: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坐在河边的窗户旁苦思冥想,他们静默地观望了一阵子,然后哄然而散,一边踢踢踏踏地朝不同方向奔跑,一边嘻嘻哈哈地说:“城里人!”

他们一眼就看出我是个“城里人”,尽管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呆呆地坐在窗前。我其实什么都想做,却什么也做不来。

除了观鸟和写作,我也喜欢对着河流思考。

人生嘛,就像一条河流,借势奔流,不是自己走,就是被携裹着前行,有时我们奔向左岸,有时我们奔向右岸,但是我们走不出河流的轨迹。有人说,河流是经由一次次决堤形成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人生就像一条随时可能决堤的河流。好就好在,看似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经常发生。

我们的直观认知就是这样,引起潮流改变的变化并不经常发生,除非它正在发生。

那个时候,我正在写一本后来命名为《愚蠢河》的小说:一条可以使人变蠢的河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主人翁陆新云因为喝了愚蠢河里的水变蠢了,或者他觉得自己变蠢了,又或者在别人眼里他好像真的变蠢了,于是他想去寻找传说中的聪明泉。

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要将它写成二三十万字的小说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最后办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绩。在我三十岁之前,这个成绩看来也不错。

但是小说写到两万多字的时候,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我胸有成竹、野心勃勃,才刚刚开了个头就遇到许多难以抉择的岔道口,所有的岔道口最终指向可能都是万丈深渊,以至于我长久地踌躇不前,几乎没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不知道是否每一本呕心沥血的作品都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据说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当他写到在一片丛林之中布恩地亚他们发现了一艘西班牙大帆船时,也觉得实在写不下去了。写不下去了还得一字一句地写,这就是作家的苦困和疯狂所在。

忍不下去了,还得咬牙忍着,这也是每个人对生活的最直接的感受。

我瞪着熬得血红的眼睛看着窗外逐渐局促的世界,它给不了我一丝灵感,只能让我更无奈地感到,我就像一个打包的物件,我总想把自己快递出去,但是不知目的地在哪儿。

几个赤着脚、光着膀子的孩子蹑手蹑脚地从一颗树下挪到另一颗树下,他们行走的时候一个个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的木偶,经过窗户时,他们冲我诡秘地一笑,好像在和我分享着什么。

我抬头看了一眼他们身后,却看不出什么异样,不远处,除了树,就是在河边展翅徜徉的鸟儿。

猛地,寂静的山谷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接着像水波一样荡漾的枪声,我霍地站了起来。光着膀子的孩子们刨腾着手脚向河边跑去,他们踢踢踏踏地奔回来的时候,几乎簇拥在一起,为首的那个高瘦的孩子手里提着一只白色的水鸟,羽毛乍乱,胸前滴着血。

我一阵眩晕,禁不住浑身颤抖起来。

到了傍晚时分,我抖得更厉害了,像一支被敲响的音叉震颤不止甚至嗡嗡作响,房东女儿细银将晚饭放在桌子上,随后她又走到门边,拉亮了屋顶的灯。

她拉灯的时候,总会盯着头顶的灯泡,好像生怕它拉不着似的。有时,她会拉拉关关,像制造闪电,直到她认为灯光足够明亮了,才讪然一笑,对转头疑惑地看着她的我说:“该换个灯泡了!”

这只是她的一句口头禅,我从来没想过要换一个灯泡,而她也不是真心觉得换一个灯泡就更明亮。

她没有一如既往地提起灯泡,而是惊疑地盯着缩卷在床角、颤抖不已的我。

“发烧了!”她摸了一下我的额头,惊慌地说。

她的身上散发着一股从屋外带来的青草味,然而她的诊断就像这静谧山村的夜色一样让我感到无助和沮丧。

“把饭端回去吧,我想睡一会儿。”我说。四壁浑黄的灯光让人感到挤压般的酸胀。

她立在灯影下,左右张望,看着她匀健的身形和圆晕的脸庞透出的活力,我更觉自己病气枵虚。我向她摆摆手,她只好端着倒扣着一只碟子的碗关灯走了。

 

细银一家住在隔着几道田埂的上屋。上屋和下屋,村里人这样简单地借助地势来区分新老房子。我来的时候,细银家下屋这座老房子和临近的大同小异的老旧房子一样早已丢空了,门前门后堆满了新旧柴火,屋内也是一片狼藉,散发着阴暗的光线里长久酝酿出的霉湿气。房东老俩口对于我执意要租住在这里感到诧异和过意不去,他们坚持说这不是人住的,更不是城里人住的。

就算后来我安安稳稳地住进这里,他们依旧时不时这样说,希望我回心转意。

我却没有半点回心转意的意思。我说,我喜欢僻静。

老俩口就不再多说了,他们一前一后在这座灰暗的老房子里转悠,走的时候,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两件什物,好像这么一转悠终于发现了遗落的可用之物,又或者他们理解我所说的“僻静”是可以简单地拾掇出来的。

其实,整个村庄都很僻静,甚至僻静得没有生机。

丢空的老房子高高低低挨在一起,近临河岸;红砖平顶的新房子大多数建在坡地上,从河边看去,呈扇状相互若即若离地散布着,它们相互保持恰当的距离,又形成了一种意欲逃离的集体姿势。

那时,我没有见到过细银,至于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恐怕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我只记得她第一次给我送饭不是像她母亲一样走的耳门,而是从面对河边的窗户外递给我一个篮子,里面放着一个厚瓷碗,旁边还有一碟酸菜。

我们隔着一道并不宽敞的窗户,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从门洞里接食的监犯。

“我娘说,你是一位作家!”她双手撑在窗户沿,一脸好奇地盯着我,说。

我瞬间又觉得自己是只动物园里的猩猩或者大象。

“我不是作家。”我说。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很害怕被别人贴上这种标签,哪怕面对一个陌生的姑娘,也是如此。

我在城市里的朋友圈,作家都小心谨慎,再大的作家也从不承认自己是作家,但是再小的企业主都会豪情万丈地自称企业家。这个时代,作家成了一个卑微的群体。一切农耕作坊式的劳作如今都是卑微的,作家也不例外。

为了不使她感到愕然,抑或为了使她的热情不至于落空,我补充说:“我是个记者。”

果然,她显得更兴奋。

“啊,记者!”她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我见过记者——”

她侧转脑袋,思索般地皱起眉眼,好像极力想详细说明她见过怎样的记者,可是片刻之后,她一摆手,噗嗤地笑了,说:“嗨,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记者!”

好像她也无法判断我是不是个货真价实的记者似的。

我也噗嗤地笑了,一边扒拉着饭,一边和她唠嗑。

她说她刚回来,一会儿又说她是前几天回来的,后来,我明白,她所说的回来,既指回到省城,也指回到乡镇,当然还包括回到家。

我问她回来干什么,村子里空寥寥的。

她说,不空呀,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又说,一直都是这样,这个时候嘛!

之后就没见到她了,至于她去了哪儿,老俩口也说不清楚。老俩口对儿子儿媳以及女儿到底在哪儿,从事什么职业,从来都说不清楚,他们有时得靠相互间拌嘴似的争论,才能有个大概而模糊的概念。

大叔说儿子在无锡,老伴立即纠正说不是无锡是东莞,大叔便杵着竹耙子,说六娃和桂生在东莞,大金不在无锡就在镇江。老伴开始鄙视她的老头子了,她说镇江是前年的事啦。

我惊叹于老俩口将这些对他们来说陌生的地名像拨算盘珠子一样,拨来拨去,儿女们出外打工的各种悲喜事便历历在目了。比如儿子大金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生的娃,哪一年在工地受了伤,以及女儿细银受了黑心老板的欺负,回来哭鼻子等等。

他们对过往的事好像记得更牢靠,反而眼前的事,半猜半疑没有个准。

 

这期间,我一直在努力适应这里,压制住坐不热的屁股,几次我都收拾好了行李,打算一走了之。我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险遭一次又一次的搁浅。

在此之前,这个计划实际上已经搁浅了好多次了,以至于后来成了习惯性流产。每次静下心来,以为这一次无论如何不撞南墙不回头,可是龟缩了几天,心里烦躁冲突,一个酒肉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吆喝一声,或者女友京京的几次抱怨撒娇,我又故态重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城市的灯红酒绿里行尸走肉起来,被抛开的写作计划于是又变得遥遥无期。

来到这里未必是个明智的决定,但是是个破釜沉舟的选择。我撇开了城市里属于我的一切(当然女友除外),朋友圈删掉了,工作也彻底的辞掉了,甚至房子也卖掉了。我再回到城市的话,要不带着完成的小说稿,要不就是个彻底的无业游民。

这多好,我再也不敢轻易地回到城市了。

女友京京得知了我的打算,好像遭到背叛一样震惊,从她痛苦的表情,我预测到我的“宏伟”计划可能胎死腹中。我正在盘算重新捞回已经辞去的工作有多大可能性的时候,她却扬起头,吹了吹额头上的刘海,说:

“也好,我们是该冷静一段时间了!”

这句话让我若释重负,又如坠冰窟。这往往是分手的前奏,我没想到,在这个城市,我唯一想保留住的,却最脆弱。城市里,工作、房子和爱情是维系生活的三股绳,我自断两股,剩下这一股也就岌岌可危了。我并不是要和这个城市长期决裂,重新回来之后,朋友可以再联络,工作可以再找,房子可以再买,然而一段感情,也许再也无法维系。

我和京京在一起,最幸福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时间谈情说爱,三分之一的时间谈天说地,之后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争吵和相互诋毁。可是渐渐地,我们用一半的时间争吵,一半的时间修复争吵后的裂痕。这背后的根源在于,我和京京都不太切合实际。我不太切合实际,在于我是个小报记者,业余作家,却一直幻想成为业余记者,职业作家;京京的不太切合实际,在于她是个白领,却又不甘于只是个越来越自显难堪的白领。一个城市里的资深白领,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是城市给她的,我也没办法。

虽然我毅然决然地来到这座小山村,准备心无旁骛地开展早已纠结成一团的写作计划,但是热情冷却之后,我发现推动的石头又回到了原地。

这里安静却有诸多不便。比如生活起居不方便,查找资料不方便,甚至想打个必不可少的电话也不方便。我对这些不便其实早有心理准备,甚至认为这是彻底静下心来的良药,可是一旦真的要适应这些,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总是在想着可能还有回转余地的工作和爱情,尽管那份工作我不是很喜欢,那份爱情很沉重。

半个月前,给京京打过一个电话,空间上的遥远距离使我们心中彼此的隔阂有所缓解,我们相互客气了一番,也互相施舍了一点模棱两可的鼓励。当京京听说我还没有返回的打算时,她声音立刻变得尖啸:

“你搞的到底是个什么狗屁计划!”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弄的是个什么狗屁计划。然后,手机信号就中断了。

手机经常没有信号,有时好不容易出现一两格,拿起手机像捧着风中的火苗,不经意晃一晃,信号又立马消失不见了。为了打出一个电话,我得拿着充饱了电的手机在河边开阔地像打猎一样搜寻。

阳光越过山脊照落在河滩地上,一片金黄,几只褐色的小鸟像领路似的在我前头蹦蹦跳跳,时不时地叼啄一下地下的砂石,它们朝着不同方向侧着脑袋倾听的样子,好像在耍聪明似的使诈,装着看不见我,等我过去追赶,它们便继续蹦蹦跳跳地前逃。

然而,手机上的信号一直没有再出现,如果看得见,我想,它也在神龙见首不见尾地奔逃。

一群上学的孩子从山坡上飞奔下来,绕到河岸边,每个家伙远远地冲我弹跳着,流水作业一般做出各种夸张的动作,手脚打着屁股,像演示动画片一样,然后一窝蜂地朝村口的方向跑去。

一位黄衣服的姑娘提着塑料桶跟在后头,咯咯地笑。

“你在找什么?”她走向河滩,问我。

“又回来了?”我颇感诧异地问道。姑娘正是细银。

她没有回应,而是放下塑料桶,盯着我手中的手机。

“这里没有信号,我带你到山顶上去。”她说。

我望着远处烟雾缭绕的山脊,一时感到犯难了。

“不是那座山,”她又咯咯地笑了起来,挥挥手示意我跟上,“是屋后这座山。”

在屋后那座山坡上,我向京京完整地说明了我的构想,说到最后,我像在和整个世界对话,要让整个世界知道,对我来说,这个小说的创作是多么迫切和重要。我想,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也听到了,但是没有一点回音。

信号早就中断了,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中断的。细银看到我一脸亢奋,然后一脸的疑惑,最后一脸的懊恼,她凑过来看了我的手机一眼,说:“再打一个嘛!”

我低头向山下走去。不想再打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通信信号的时断时续,而在于,哪怕我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得进去。

“再打一个嘛!”细银追了过来,不甘心地说道,好像爬上山来,追寻一次信号,就得满载而归似的。

“不打了,”我说,“如果她支持我,我什么都不说,她也会理解;她不理解,说什么都没有用!”

“她一定理解的!”她低着头,像是关注着脚下的路。

“你不知道——”我站住了,看着这个以为什么事都可以轻松应对的姑娘。

“算了,”我摇了摇头,多日的苦恼使我倾吐的欲望强烈,但是理解不是一句空话,“什么都做不成,凭什么让人家理解!”

“做成了,她不就理解了么。”细银伸手摘了一朵野菊花,放在鼻子下闻了闻,说。

她东一下西一下,摘了一整束,除了菊花,还有蓝色的翠雀,白色的铁线莲,紫色的胡枝子,胡乱地攥在手里,竟然煞是好看。

 

我发烧的症状在写完小说、回到城市之前,反反复复发作过多次,后来住进了医院在几位专科医生手头流转一轮才被确诊为“still”病。医生说斯蒂尔病,我一脸茫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他一说“s-t-i-l-l,still”,我好像一下就懂了,斯蒂尔,就是死性不改的意思,不用问我也知道这种病有多难缠。

好在我的病症一直还算平稳,有时一个晚上,有时两三天,发一阵子热出几阵汗,也就没有什么事了,每一次发作,我以为是写作过于焦虑导致的功能紊乱。

我称之为“写作焦虑恐惧症”,因为我清晰地感觉到,第一次使我颤抖不止地发烧的诱因好像是枪声,实则是对写作毫无进展的恐惧。我抖了一个晚上,那时我简单地认为什么样的恐惧都应该抖落掉了。

第二天一早,细银见我好端端地坐在桌子前,松了口气。她从篮子里端出一碗面条,我闻到一阵油香,伸手捞起筷子,细银却将一个保温杯放在我和面条之间,说:“先喝了这个。”

“什么?”我凑过鼻子,闻到一股青苦的药味。

“鸭脚木,昨晚你喝过。”细银看着我得意地说。

昨天晚上,睡得一阵冷一阵热的时候,细银也应该是拎着这个保温杯,将汤药倒在碗里,扶着浑身颤抖的我喝了两大碗。回想起躺在她绵软温暖的臂弯的感觉,我浑身酸冷,好像一下子闯进了一间舒适幽香的屋子。我忽然身上一阵汗热,看了一眼细银,说,昨天晚上喝过,就不用喝了。

细银好像从我的眼神体会到什么,也有点不自然起来。但是她将保温杯向我推进了一点,固执地说:“好了,更要喝!”

细银一直用鸭脚木为我治疗热病。有时,我自己都察觉不到自己在发烧,细银却一摸我的额头,我便屏住呼吸揪心地望着她——她就像一根探热针,我只须看着她的表情,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发烧。

她只要皱一皱眉头,我就得喝鸭脚木,有时是鸭脚木加车前草,有时是鸭脚木冬瓜水,有时甜有时苦,但是去不了那一层青涩味。

我也曾狐疑地问过细银,村里有没有人打摆子,她愣了一下,说倒是听说打过日本鬼子,没打过摆子。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不一定对、却未必错的治疗,总之,我的症状没有彻底变好,也没有彻底变坏,使我觉得带着是病非病的状态写作,本来就是一种契合。

写作计划竟然莫名其妙地顺畅起来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就像一列窝在小站的火车终于呼哧呼哧有了前进的欲望,但是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亢奋或者舒缓,我害怕这震颤着启动的火车,跑不了多远,又停驻在某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焦渴地等待。

细银从山上采来的野花插在窗边敦厚的玻璃瓶里,野花开放得持久淡泊,也许是生命的耐力,也许是它们那个随性的样子,败坏了一些也无伤大雅。野花散发出一阵阵苦艾草的味道,我时不时抬头望向窗台,这些花从草丛子里一株株地生长出来,娇小而艳丽,可是气息不改。

 

我沉浸在小说创作的“二次元”世界里,几乎和这个宁静、狭小的山村隔绝,去杂货店买烟,算得上是我唯一的交际活动,甚至连这一点活动我都尽量避免。为了少抽,烟一包包地买,等到空烟盒子被我捏得不成样子了,我才踆踆地走出老屋,走向上屋山坡脚下的那处正面贴有白色瓷砖的人家。

杂货店占据了堂屋的一间侧房,房内贴墙一排货架,一张两端堆满各种生活用品的长桌横在房门口,倒也像是一种生意的场设。来这里买东西要看运气,有时主人不在吃了闭门羹,或者房门敞开、敲了几下却没人应答,这都使我很彷徨。偶尔出来走动走动,也是一种调剂,但是因为不凑巧,便觉得浪费了时间,多少就有些懊恼。

有时敲着敲着,从后院蹦蹦跳跳出来一个麻脸的小男孩,他看着我呵呵地笑,冲进杂货间,绕过长条桌,机灵地爬上货架,拿出一包我要的烟。

他好像很喜欢和我做生意,来的次数多了,不管他掌管杂货店的母亲在不在,他都要抢着把烟递给我。

有一回,我摸了摸他汗油油的脑袋,问他读几年级了。

他却好像不在乎读的是几年级,或者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趴在长条桌上看着我快乐地笑。勋,快告诉叔叔,他母亲便催促他。他的妹妹细娟这时从母亲的胳肢窝里钻出来,干脆地回答,我一年级,他三年级!

“三年级!”勋子带着笑声嚷嚷,好像这个说法很可笑。

“可不是三年级么!”他的母亲略带恼怒地看着他,“这个孩子,和他爸一个德行!”

于是,我也渐渐模糊地知道了勋子父亲的模样。他应该也是个爱笑的人。从孩子的长相和性格推测他的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事,这既是一个追溯的过程,也是个前瞻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时间轴上不同位置的同一个点。

勋子的父亲在海边的某座城市打工,干建筑行业,为城市建造高楼大厦。走在城市里,看着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建筑,有时我会很纳闷,到底是谁造就了这奇幻的世界?是那些腰缠万贯的金主?是绘画出一张张蓝图的设计师?还是那些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转眼到了哪儿去的灰头土面的地盘工人?

不管是谁,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我。在城市里,我是那种什么也没干、什么也不会干,却不停地抱怨和莫名焦躁的人。

细银经常在小杂货店逗留,好像来这里买两卷纸、一瓶醋就足够理由在这里和勋子娘唠叨一个晚上。

也许对细银来说,村里能够说得上话的,大概只有勋子娘了,尽管她们年纪差着一大截。

见我站在窗户边上,她们立即停止说笑,一齐看着我,她们的笑脸就像隔着一面看不见的神奇的镜子。

“哎呀,大作家,正说你呢,进来坐会儿嘛!”勋子娘热情地说道。她转身要去货架上拿烟。浑黄的灯光下,细银的笑脸变得有点窘迫,她低头看着桌面。

村里的人见了我都叫我“作家”,细银从来不这样叫,也许只有她知道,“作家”对我来说,多少有点尴尬。

勋子一溜烟地钻进来,像只猫一样爬上货架,拿了一包烟递给我,脸几乎贴到窗户条上。

他一溜烟地又跑回堂屋。

我递过钞票,正准备转身离去。勋子举着作业本跑了进来,他将作业本凑到我眼前,指着上面抄写得歪歪扭扭的“裔”字。

“叔叔,这是什么字?”他笑嘻嘻地问。勋子娘和隔着长桌子的细银都想凑过来,但是她们只是望着头发一撮撮地向上刺着的勋子。

“读亦,”我说,“后裔,就是子孙后代的意思。”

“我是我阿爸的后裔。”勋子得意地说。

我知道这样不准确,却又说不清他错在哪里。细银却噗嗤地笑了。

“你是你爸的臭屁腚!”她说着,拍了一下勋子的脑袋。

“衣下面怎么有个丑八怪呢?”勋子不理会细银的嘲弄,拉长个脸说。

“咦!”勋子娘对他的怪脸很反感,立即要纠正他。

这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我看着指着作业簿的勋子想。

“这字单读冏,光明的意思,好好念书,要做个前途光明的孩子。”我说。

“我要做个作家!”勋子抬起头,看着我,一副要和我比拼的意思。

“我们家要出个作家啦!”勋子娘看看我,又看了看细银,高兴而难以想象地说道。

“桂嫂,我们村要出个作家了!”细银也高兴地说道。

“那就出一个作家嘛!”我半是认真、半是故意不以为然地说道。

“那就出一个作家嘛!”勋子娘和细银忽然异口同声,学着我的口吻,哈哈笑地说。

往回走的时候,望着山坡下黑黢黢的河,听到躲藏在密林中啾啾的鸟鸣,它们像是在梦中呓语一般。我忽然想到,在古书中,冏也有鸟飞状的意思。

我站住了,抬头看着凝固不动、没有几颗星星的夜空,好像意识到,像鸟一样地飞,也许是一种千百年来的寄望呀。

 

当细银领着一身牛仔服的京京走进昏暗的屋子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许久没见京京显得更加窈窕清丽,她好像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边卸下背包一边四处打量着我这破旧简陋的屋子,时不时凝神看着我,好像我和这老屋已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我搓着手,既激动又诧异,她得坐高铁、搭汽车,然后转摩托,最后步行一段山路,才能到达这儿,在我的印象中,她从不会做这种冒冒失失的事。

“我呀,专程来犒劳你,不会不食人间烟火了吧?”细银走后,京京含笑坐在床沿边撩了一下头发,斜眼审视着如梦如痴的我说。

“不食人间烟火,终于等到仙女下凡了!”我不由分说扑向京京,将她压在吱吱呀呀的床上。

“咦,我这一身汗味!”京京格格地笑着抗拒说。

“我喜欢,”我已止不住亢奋,“我喜欢你的一身汗味!”

过后,京京胡乱地躺在床上睡着了。我也想睡上一觉,却又觉得这是件奢侈的事,我宁愿疲倦地看着京京入睡。氤氲澹宕的光线里,熟睡的京京,恬静安详,如同镶嵌在一块淡黄色琥珀里的一条无忧无虑的鱼。

京京心平气和地陪了我三天。这三天,我们几乎都是在河边度过的,没有争吵、没有相互的质疑和探询,更没有提起小说的进展和以后的打算。

有时我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望着淙淙流水什么也不说,有时手牵着手在河边一脚深、一脚浅地蹚着,河水浸润得京京的脚踝、脚背温玉般地白润。我忍不住说,好美呀。

“这条河好美呀!”京京也抬起头,由衷地说道。

远远地跟在我们身后的孩子们,也窃窃嬉笑地说道:“好美呀!”

我和京京回过头去。好像自知理亏地侵占了我们的地盘似的,孩子们哄笑着一溜烟地跑开了,惊起河滩上的鸟儿四处翻飞。

“我乡下也有一条美丽的河。”我眯起眼睛,忽然说。

记忆中,我家乡的小山村一直是个迷人的地方:清一色灰墙褐瓦,房子一家挨着一家,借助地势错落有致,远远看去,青山绿水间,像矗立着一座灰色的城堡。然而,最迷人的是,“城堡”对面一片青葱稻田之外,有一条宽广的河。

她宽广得甚至有点奢侈,向两旁任性地延展着,几乎看不到明显的岸。

多数时候,河水只在铺满鹅卵石的河床中间流淌着。层层叠叠的鹅卵石垫托着清澈见底的河水浅浅谧谧地流淌,像垫托着一块一直延绵下去的丝滑、宽广的绸布。

然而,这条河从哪里来,到哪儿去,那时我也没有细想或者探究过,只是觉得她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遥远的地方去。就好像我们的世界恰恰就在这里,不管她的从前是如何神秘,也不管她的去向是如何扑朔迷离。

为了便于取用,有人用大块的鹅卵石垒起一道道长长的石坝,浅浅的河面于是便形成一片片水深不及脚肚的“堰塞湖”。我们在“堰塞湖”里扑鱼摸虾,或者脱光了衣服在水里四脚朝天地扑腾、打闹。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条宽厚、平易近人的河。

然而,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温驯敦实。每年春天,全世界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河水就会慢慢地堆涨起来,由清澈变得浑浊,由浑浊变得浓稠。这时,她会咆哮着、奔腾着,浑黄的河水夹裹着两岸溃落的草棵、树枝、破箩、竹笠滚滚而过,好像对什么都不屑一顾。

她就这样气势汹汹地奔到春天里去,春天总在远方。春天总要去寻找,她一路跟随着春天的脚步,不容蹉跎,也不容迟疑,从山涧、溪埂汲取和容纳所有的力量,一起鼓噪而去,流向远方,流向某一条更深、更广的河流,最后汇入大海。

每当这个时候,可能才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条并不是一味沉浸在岁月里、悠悠哉哉与世无争的河。

“你家乡的那条河叫什么?”京京歪着脑袋问道。她被我的描述感染了。

“湓浦江。”我说。

“湓浦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是这个湓浦江呀?”京京随即说道。

“是,也不是,我们称青河,到了九江才是湓浦江。”我纠正说。

一条朴实的河流,拜诗人所赐,在她无声无息地汇入长江之时,赫然变得大名鼎鼎起来。我也是离开家乡很久之后才将我们村前这条河与湓浦江对上号的,对我来说,“湓浦江”这个名字来得晚,所以也来得生疏,好像和我熟习的河格格不入似的。

再后来,偶尔回到家乡,听到人们又称这条河为“龙开河”。倒也不是附会,查查历史,湓浦江和龙开河确实一脉相连,也许“龙开河”这个名字更响亮,似乎蕴藏着生衍不息的寓意,又似乎暗示着家乡小山村借势腾飞的期盼,谁也阻挡不了。

家乡的小山村也像这条河流,它一直随着岁月静静地守候着,然而春天来了,整个世界都在骚动,它也要随着肆意奔腾。每年开春,小山村这一代人组成了洪流,沿着河边的公路,投向山村外广阔的天地,奔向山外的世界,脚步比鼓涨的河水还要急促,还要坚决。

“他们也要去寻找春天,春天来了么!”京京对我说道。

这其实也是我想说的话。

几只白色的鹭鸶站在河中央的石头上,神态安详,有的将脑袋藏在背翼里,有的时不时挪动着纤细的脚,像个若有所思的舞者,有的看着河水愣愣地发呆,微风拂过,掀起它们撩动的丝冠和尾羽。

一群鸟儿在我们头顶盘旋,若即若离,我和京京走向河滩。沿着河滩走上一段,便可步入通往上屋的山坡道。到了吃饭的点,京京来了之后,我不能让她和我一起吃篮子里的食物。

昨天晚上,我坐在窗前习惯性地等着细银送饭过来,细银却空着手来了。我正感到疑惑,细银却探头对歪在床上看手机有没有信号的京京低声喊道:“京京姐,上家吃饭去!”

“这不是家吗?”京京坐直身子,蓦然说道。

“这不是人住的地方!”细银抿嘴一笑,学着她娘的口吻,说道。

“啊,这真不是人住的地方!”京京一边拢头发,一边扫视四周,说。

 

“呀!”刚走上河滩,京京忽然缩紧了身子,扭过头来,一脸痛苦地闭着眼睛。

顺着她不忍卒看的视线,我看到草丛边一只倒地的鸟,褐色的羽毛颓散开来,像被压扁似的。鸟儿死了有些时日了。

我们没有停下脚步。我平日所见的都是些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儿轻盈的身姿使我从来便忽视了它们的生存状况,忽视了这些看似从容、淡定的鸟儿实际上换了一茬又一茬。对一只鸟来说,生是个漫长的过程,死,却是一瞬间的事。

我想,鸟飞在空中,忽然坠地,生和死都一样轻盈,这个河滩地,是鸟世世代代的牧场,也是鸟世世代代的墓场吧。

我和京京走上田埂,两旁绿油油的水稻脚脖子一般高了,有些开始抽出青绿色的稻穗,薄翼之下像一只只酣睡的蛹。

田埂弯弯曲曲,看起来近,走起来远。京京的步伐小,走着走着她就落在我身后,几次我停下来等她,她便加快脚步,走到跟前,冲我笑了笑,然后低着头和我并肩而行。

终于有一回,她却站住了,眼里看不出她心思的变化。我知道,她有话要说。

“小说进行得怎么样啦?”京京抬头看着稻田,一副随兴所至似的。

“开了个不错的头。”我说。我忽然感到很轻松,能这样总结这段时日,我自己都感到很满足。

京京又向我走来。

“既然写开了,就写好!”京京说。

一阵稻花香随风飘来,禾叶摩挲的声响像追着什么在跑似的从我耳边滑过。我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么紧要的话题,就这样蜻蜓点水般地结束了。

“哟,姑娘——”细银她娘站在屋前摆放的小方桌前,大娘手搭额眉,话音拖得老长,等我们走近了,刚刚够得着下半句,“来了,坐,坐!”

“住得惯么?”细银和她阿爸也走了出来,大娘拉着矜持地笑着的京京,接着问道。

“住得惯。”京京看了我一眼,说。好像这句话是给了我莫大的面子。

“哪能住得惯呢!”大娘却嗔怪地鼓起嘴,说,“乡下地方,细银整天说城里这个好、那个好,我知道,城里人娇惯着呢!”

我和京京看着细银,脸色微微泛红的细银却看着她两个不住地绕着我们奔跑的侄子。

她的两个侄子,一个叫大熙,一个叫小熙。两个你追我赶的孩子像两支拨动的钟表指针,大人们都被他们转得头晕。老大叔也跟着小孙子们转动,不停地吆喝他们停下来,他成了钟表里追赶分针、秒针的时针。

“真要命,”大叔喘着气说,“天天日日被他们折腾得不安生!”

吃饭的时候,大叔和大娘将京京当做新过门的儿媳一般,这使得京京受宠若惊,她说她回乡下外婆家也没有这个待遇,嘴上的话也像抹了蜜,逗得两位老人十分开心。

两个小孩开始只敢相互捣蛋,以这种方式在陌生人面前炫耀机灵,吸引京京的目光,渐渐地胆子大了,大熙忽然咬着筷子问京京:“婶婶在哪儿打工?”

“打工?”京京猛地坐直身子。婶婶的称呼把她吓了一跳,接着她努着嘴乐了。

“姐姐不是打工,姐姐是工作!”细银瞪了大熙一眼,纠正说。

“也是打工。”京京乐着说。

“我阿爸我娘在上海打工!”小熙的声音很尖细,不甘落后地嚷道。

“不是上海,在无锡!”

“上海!”

“无锡!”

两个孩子争吵了起来。

他们的爷爷奶奶却很迷茫,看着两个互不相让的孙子,细银不理会他们,低着头和京京说着什么。

京京应该和细银相处得很不错,似乎挺投缘,我不知道这两个秉性和喜好天隔地远的女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共同语言。也许,京京真的像是回到外婆家,我想,写完小说,有机会也得去一趟她的外婆家,和我有关联的外婆家,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只是后来,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送京京回去的那天,走到村坳口,我们遇到几个回乡的人,他们神色显得漠然而憔悴,背着大大小小的袋子,风尘仆仆的样子,其中有一个人胸前抱着黑色的袋子,脸色凝重。因为并不相识,我们擦肩而过时,只是相互看了一眼,我略微觉得有点纳闷,回过头去的时候,一个染着蓬松红发的小伙子也正回头看着京京的背影。

他的眼神显得有点尴尬,顺带扫了我一眼,然后昂头跟随同伴走入了村庄。

我是从镇上一路走回来的。刚出镇口,兜客的摩托车像草丛子里飞出的蚱蜢,一辆接一辆地以脚撑地停驻在我身前。难得有客人,一有机会,他们像追赶林间的兔子一样,人人都想试试运气。

我决定自己走一走。我不想这么快回到山村孤独的老房子里,京京像一缕阳光一样忽然照射进来,我多走一会儿,就好像能在这早已远去的光亮里多呆上一会儿似的。

自打我们相识以来,这几天是我们最浪费时间的相处,我理所当然地荒废了我的写作,她也理所当然地摒弃了她的各种莫名其妙的焦虑。一切好像变得简单,但是我心里隐隐地知道,这些天,我们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说,却俨然做好了各自的茧,我们之间的隔阂已然变得清晰而具象,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是要在破茧而出之后,努力地再寻找对方一次。

“广场上,随着一阵礼炮声响,打开箱子的气球挨挨挤挤地升腾,各色各样的气球像一道道瀑布飞向天空……每一只气球上都印着楷体的“新云注塑”字样——这些腾飞的气球都是陆新云的,自从他开始办厂生产橡胶和塑料制品,每年他都要放飞两三次气球,规模浩大,足以让青水镇装扮上浓厚的节日气氛,所有的‘新云’升上天之后,广场上的人都抬头望着越来越远的天空,像完成一场祭祀一样安详和虔诚……”我一路走,一路念叨着,想以这种方式更快地进入写作状态、进入自己的角色——京京走了,我不能让她始终牵引着我,我的密不透风的茧,现在不能有半点慵懒的阳光。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辆摩托车或载客的面包车停下来,我会毫不犹豫地坐上去,但是它们突突地从我身边蹿过,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艰难地颠簸着,对我不屑一顾。

一旦错过了机会,就没有多余的选择,我只得一路走下去。

回到村庄,已是蝉声向晚,我疲惫至极,正想是不是找块石头坐下歇息一阵,河边菜地里一位杵着锄头的老人在夕阳下愣愣地看着我。

“回来啦。”他跟我打招呼。

我点点头,却诧异地感觉到他眼里的悲哀。

他又弯腰低头锄地,仿佛要无声的将他的愤懑和悲哀一点点地埋进泥土里去。

我向山坡上望去,几个小孩的身影在院场边晃荡,在他们身后一群人忙进忙出,像是在张罗着什么。这个小山村似乎正在寂静地热闹起来。

我感到他们无声的忙碌之中的压抑和肃穆。

“发生什么事了?”我转向锄地的老人。

“唉!”老人保持弯腰的姿势,他只是晃了晃脑袋,没有抬头,叹了一口气,又接着锄地。

也许老人觉得发生的事情和我一个外人讲不清楚,又或者和我这样一个外人没有多少关系。我想起早上村口遇见的那群人,我不安地预感他们的出现不是无端的巧合,一时间又不想做过多的猜测,我只是有些疑惑,为什么一切显得如此沉寂却又如此仓促?

我走进老屋子,坐在窗下,屋外的阳光忽然以一种鲜亮的色彩明艳起来,带着越来越浓重的血红色,洒在窗沿、洒在河滩以及对岸的山林间,好像执拗地要渗入地里。

河面也闪耀着金红色的斑点,那些低低飞旋着的鸟好像不是在飞翔,而是在浓稠的光线里游曳。

我打开电脑,开机画面在我眼前跳跃,看着电脑屏幕忽明忽暗一阵子,它忽然就豁然开朗起来,留出一个等待输入密码的对话框,对我来说,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只须要轻点几下键盘这么简单。

细银拉亮电灯之后,我才发现窗外的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我以为你还没回来呢。”细银抱歉地说。

我回头望着她,她慢慢地走了过来,我一直用询问的眼光盯着她,我想她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细银却没有看我,她把篮子放在桌子上,终于抬起头,望着黑洞洞的窗外,叹了一口气。

“建民哥,他——走了!”

“建民?”

“勋子他爸。”

我猛地靠向椅背,垂着双手,望着头顶贴着泛黄报纸的楼板。报纸粗黑体的标题横七竖八地漂浮在空中,字迹依然清晰可辨,却好像久远得失去了实体的意义。

“怎么会这样?”我茫然地问道。

“建民哥从工地的梁架上摔了下来,”细银慢慢地从篮子里端出食物,她不像以往那样催促我赶快吃,停顿了一下,又说,“桂嫂几天前就带着两个孩子赶了去,当时还说送进了医院总算保住了性命,唉,结果却是这样!”

“怎么不早告诉我?”我站了起来。

细银两眼红肿,疑惑地看着我。

“我在上海有熟人呀!”我懊恼地说。

“不是上海,”细银轻轻地抽了一下鼻子,说,“南通。”

“总是这些莫名其妙的地方!”我忽然愤怒起来。

细银更加疑惑地看着我,她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上海,南通就莫名其妙起来。

“我去看看勋子他娘。”我准备向外走去。

“算了,这会儿别去了,”细银在床沿边坐了下来,“乱糟糟的,他们在争论,该不该将骨灰盒放进屋里头。”

“为什么?”我瞪大了眼睛。

“毕竟,死在外头。”细银说道。

“我一天陪着桂嫂,她不吃不喝,像傻了一样。”见我没有出声,沉吟半响,细银接着像似自言自语地说道。

 

夜里,上屋传来清晰的镲钹之声,一阵紧似一阵,慢慢地又缓和下来,如此反复,像一场连绵不断的雨。

这大概是在做法事。窗外总是传来沙沙不断的脚步声和含混不清的话语声,上屋的狗和下屋的狗叫个不停,一声近一声远,往日宁静的村庄变得诡异和破碎。

我躺在床上,瞪着墙壁和楼板上浑黄的灯光,一直无法入睡,我一会儿想起那个总是呵呵乐的勋子,一会儿又想起离我天隔地远的京京,一会儿又想起一脸忧伤的细银,一会儿又想起我死去的父亲。这个时候,无序的思绪是件奇怪的事,一些当时并不在意的记忆,在脑海里像浪花一样跳跃。

我甚至记起八九岁时,婶婶去世时的情景,我从镇上学校直接被几个面相似曾相识的人带到乡下伯父家,父亲靠在乌黑的耳房门板上擤着鼻子,带着哭腔对我说:“婶婶没了,你再也不能进门就喊婶婶了!”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邋遢和伤心。他的伤心使得我也很伤心,我望向屋内盖在被褥里死去的婶婶,其实我什么都看不到,满眼都是一个个进进出出忙来忙去的人。伯父也在忙着,弓着背脚步凌乱地拿起这个放下那个,他明显和别人合不上拍,甚至是在帮倒忙,但是没有人嫌他碍手碍脚。我第一次感到,人死了就是这样,静静地躺着,让别人帮她忙活。

我很快又被人带走了,送到亲戚家,因为主事的道长说我的生辰八字与婶婶相克,不能戴孝守灵,只能在出殡的那天回来送上一程,而且必须设置挡煞,办法是在棺材底下放上一面敲碎的镜子。

如果京京还在这里的话,她会不会也和我一样睡不着呢?她是个夜猫子,睡不着的时候,她会自顾自地咕咕哝哝个不停,打着手电筒搜刮老屋墙壁和楼板上的报纸。

贴得密密实实的报纸既有大报,也有地方小报,纸色新旧不一,所渉内容无所不包,我们像被包围在时事博物馆的二维刻度里,从浦东开发到北京奥运会,时间跨度竟然十几二十年。

“时间过得真快呀!”京京照着某处,手电筒的光柱像个喇叭。

我看到几条虫蛀的泥痕,尾端坠下寸寸包裹着破碎文字的丝线,像陈旧的往事解冻的冰一样在融化。

那时我想到一如既往地做一个小报记者的可怕。

“恰恰相反,我觉得时间凝固得太久了。”我说。

 

我通过田埂走向杂货店、走向人影绰绰的桂嫂家时,很多人站在院场或者路边看着我。这个小山村由于一场丧事而终于变得活跃,不单是因为人忽然多了起来,而是因为这些多出来的人本身的活力。

回来的大多是些年轻人,他们相互差遣着干这干那,每个人都声音洪亮,想起什么隔着几道田埂喊上一嗓子,那边于是回应一声,或者猛地掉转头,大概是受到提醒,得从新跑上一趟。

他们无非是在张罗着接待吊唁宾客的桌椅碗筷或者外出购买应急的物品。他们齐心合力,而且每一件事项都不遗余力,仿佛这样才能体现对死者最大的敬意。

这个时候,山村平日的那些老人却显得处处踌躇,好像猛然杀回来的年轻人统治、接管了村庄,他们反而不知所措。

细银她爹正在指挥几个小伙子挂柏枝布幔,他不停地纠正他们随性的做法,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人听他的。看到我,他立刻找到撒手不管的台阶似的,领着我往屋内走去。屋内烟雾缭绕,进来吊唁的人庄严地作耶、跪拜,然后起身再作耶。

“烧几柱香,跪拜就免了!”他低声说道。

几位分坐在灵位旁的巾冠褐袍道士摔动着臂膀敲响了手上的乐器,清脆的铜钹云锣发出节奏分明的声响。这是一种奇怪的演奏,既不使人忧伤,也不使人缅怀,而是一个劲地想驱赶什么。

红布包裹着的骨灰盒后的遗像大概是临时从生活照里挑选的,虽然剪辑后放大成黑白像,却有点不成比例,他瞪着倔强、突兀的眼睛,好像浑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接过细银他爹手中烟雾丝绕的香,合掌敬拜,然后擦进高脚白瓷碗做成的香炉。

“孝子回礼跪拜!”一位坐在八仙桌旁的道士有气无力地喊道。他的道服和庄巾歪歪扭扭,使我觉得这个业余道士像是赶场似的不拘不束。

“勋子跑哪去了!”我听到有人不满地吆喝道。

我转过身去,原本和几个女人取暖似的挨挤在敞开的棺木旁草垫上的桂嫂抬起头,神情黯然木讷、目光逡巡地寻找勋子,接着她低下头拉了一把缩在她身边的细娟,躬身贴地代替勋子向我行答谢跪拜礼。

细银弯腰俯身扶持着她的胳膊,我知道这并不合礼数,赶紧双手搀起桂嫂,勋子从堂屋后门歪歪斜斜地跑了进来,扑通跪倒在地。

勋子整个人缩在从头罩到尾的宽大的孝服里。我蹲下身子,拉起了他的手臂,像抓着一根颤抖摇晃的枝桠,我摸了摸他的脑袋,感觉到他浑身湿腻冰冷。我不知怎么安慰他,他好像也不知怎么表达他的伤感,在烟雾缭绕的锣钹声中,在道士低吟朗唱声中,他静静地低着头,静静地盯着地面,身子摇晃着,却一动不动。

我走了出去,院场边摆放了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堆叠着一刀刀黄纸,有人在慢条斯理的分拣和重新折叠,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我;另一张桌子聚集着更多的人,每人挤出一个角落,打牌和看人打牌。

“三十万?前年我们村的傻柱赔了五十万呢!”我听到其中有人说。

“一百万又有什么用!”有人大声说道。我抬头看去,说话的人正是我在村口遇到的红毛小伙子。

他的话也许把他身边的伙伴们吓住了,一时间没人出声。

“老板承诺,今后勋子和细娟每年读书费用他全包了!”红毛小伙子又冷不丁地说道。我停下脚步,他叼着烟,转过头来,直勾勾地盯着我。

“今后?今后哪儿找他去?”有人不满地说。

“金毛,出牌呀!”有人却催促道

“人家是大公司!”红毛小伙子拧回头,甩出了一张牌,咬住嘴里的烟,说。

 

送葬的队伍从院场出来,在鞭炮和哀乐声中像条蛇蜿蜒向田埂,然后走向河边。队伍走一程歇一程,路祭的时候,他们在油黑的棺前摆上小桌子放上香烛和祭品,捧着遗像的勋子跪在路边,下颚抵着相框,像一只飞不起来的鸟。

人群中的管号乐队轮番演奏着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他们不会演奏那些轻浮的流行音乐,而是演奏那些带着伤感的怨曲,其实使人觉得不搭调的不是经随意改编的乐曲,而是那些乐师们。他们多数是一些上了年纪、怎么看都不像会摆弄西洋乐器的人,他们也不需要演奏的功底和热情,操持起簧管、长号、大鼓就像使用得心应手的农具,既简练又粗犷。

孩子们像一群跟随着送葬队伍盘旋的鸟儿,在人群之中跑跑停停,争抢着路边鞭炮燃放后碎屑和烟雾里的哑炮。他们朝老屋子这边跑来,我站在河边,注视着缓缓移动的队伍。

细银搀扶着桂嫂,她们埋着头,只顾犹犹豫豫地一点点地挪着步子。她们身后的乐队忽然一起扬起管号,声音嘹亮地奏起悲伤的曲子,桂嫂猛然抬起头,惊慌地望着前路,惊慌地扫视栖鸟乍飞的河。

她看了一眼低头阒阒的勋子,撒开细银的手,踉踉跄跄地向河滩跑去。

她几乎是倾着身子一脚高一脚低的跑,最后终于倒在地上。她挣扎着爬了起来,跪在河滩上,望着决然而去的河水,拍打着砂石,撕心裂肺地喊道:“建民——”

那个声音在那一瞬间,竟然像掩盖住了一切,唢呐锣镲和管乐队的吹奏声止住了,慌乱的鞭炮声止住了,孩子们的吵闹声止住了,甚至送葬队伍沙沙的脚步声也止住了。

细银跑向河滩,她没有扶起桂嫂,而是站在一侧,呆呆地看着河水,慢慢地跪地,一抖一抖地哭泣。

所有的人呆呆地望着河边,望着悲怆的女人,有的人仰天长叹,有的人不住地抹着热泪。

 

葬礼过后,山村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路边、田埂随处可见的散落的纸钱、香烛、鞭炮衣给这种平静涂抹上了一层凄冷,须要时日来淡化。

回村的年轻人许多当晚就走了,有的第二天一早便沿着河边的路走向村口,一些老人站在山坡上屋的高畔上搭手张望,忽然想起什么,便高声地对着河边悠悠晃晃的身影叮嘱几句,他们头也不回的答应一声,脚步走得更快了。

他们似乎对村庄并没有多少眷恋,来去匆匆,像一群集聚过后的鸟儿一样又散了。

 

我的写作时而流畅,时而竭蹶,我也时而欢喜,时而苦闷。欢喜的时候,自个儿给自己拍桌叫好;苦闷的时候,在老屋子里转来转去,恨不得把这个世界给端了。

就是这种状态吧,我像一只在思绪中捡着文字的蜗牛。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一到天黑,窗外的虫蝼蚊蛾一拨拨地闯进闷热的屋子,在昏黄的灯光下飞舞,像下雨一样撞得楼板和灯泡叮咚作响。

“你也得去外面走一走。”细银一边看着我吃饭,一边说。

我点点头,忽然又想,我不一直在走么,像只蜗牛一样走得没有停歇的时间。

我挥手驱赶头顶飞舞的虫蛾,细银站起来收拾碗筷,说:“隔天,叫金毛来装上个纱窗。”

“金毛?”我望着黑洞洞的窗户,想了起来,“他还没走吗?”

“没走。”细银头也没抬。

“不走了?”我看着细银。

“他说他牙疼,”细银笑了笑,“我看他牙没疼。”

“他为什么叫金毛?”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头红发。

“大伙儿都叫他金毛,”细银笑得更乐了,直摇头,“第一年回来,他染了一头金发,被他阿爸拎着鞋子追着打,所以就叫金毛啦!”

这些天,第一次见细银这么开心。

“但是他还是没改呀。”我也笑了,说。

“他呀,倔性!”细银说着,拎起篮子,走了。

两天之后,金毛还真夹着一卷绿色的塑料纱网和削好了的拇指宽的竹条,来给老屋的窗户装纱窗。

准确的说,应该是纱帘。纱网用厚布条滚了边,上半截压着竹条钉在窗框上,下半截扣在竹槽里,可以拽住中间那根绳子拉上去。这样的设计很让人满意,我很提防这个看起来毛手毛脚、干事不假思索的年轻人,一开始,我以为他直接用纱网将窗户封了。

“你竟然喜欢这个地方!”他不怎么说话,一说起话来,却好像和我很熟络。

“如果我说,我愿意在这里呆上一辈子,你信不信?”我笑着打量他,说。

“不信,”他将嘴里咬着的钉子拔了出来,认真地看着我,倒是很害怕我在这里呆上一辈子似的,说,“城里人,不过是图个新鲜!”

“所以说吧,喜欢是相对的,看你需要什么。”我说。

他又转身钉钉子,背着我说:“你不用挣钱吗?”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的话。我要干的事情很多,但是我现在须要将小说写完。不写出来,它就会跑掉。

“你牙不疼了?”我岔开了话题。

“见到细银我牙就疼!”他回过头,诡秘地说。

 

几天之后,金毛背着一支老式单管铳从我窗前经过,黝黑的铳管比他脑袋高出一臂有多,他看到我便停下脚步,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大概是特意打我窗前经过。

“上山薅几只兔子!”他抖了抖肩上的铳,满怀信心地说道。

他不说“打”,而是“薅”,有点北方人豪爽的味道。

“有兔子吗?”我问道。

“村里的人越来越少,山上的野物却越来越多,说不定还有麂鹿、野猪呢!”隔着碧绿的新纱窗,他挑着眉说。

他说话的语气,像是怂恿我一起和他去碰碰运气。

但是我被撩起的心思很快熄灭了,我不安地看着那管枪口直指天空的铳。河边曾经响过一次枪声,射落一只满身是血的鸟,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想,始作俑者应该是这管重出江湖的铳。

“你不会用铳来打鸟吧?”我盯着他问。我甚至感到我又浑身发热。

“打鸟?”他转头望了一眼河滩,摇着头说,“用铳打鸟可不划算,打下的鸟儿也吃不得!”

“怎么吃不得?”我用手背摸了一下额头,问道。

“满嘴铁砂,”他撇了撇嘴,说,“再说了,可不敢在村边放铳,会遭人厌骂!”

 

金毛有没有“薅”到野兔我不知道,傍晚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滚动的、轻巧的脚步声,回头却看到一只灰白兔子窝在门口,耸动着鼻息、咕咕叫着,对我眈眈而视。

我一起身,它便拧头跑了去,我追至堂屋,它又穿过耳门,逃向后院。老房子屋内的门差不多都拆掉了,剩下的要不半掩住,要不敞开着,这倒使这所房子像自己会变调的乐器,一刮风便吱吱呜呜地四处作响。我追出院外,发现不只是一只兔子。

在石头巷道和静谧的老房子之间的狭窄院场或土坎上,东一只西一只,竖耳耸肩地站立着大大小小的兔子,我恍惚、诧异地觉得如同身置一个单调的动物园。

我挪动一步,它们便慌慌张张地跑上一通。它们并没有跑远,甚至不过是相互之间稍稍置换了一下位置,然后照样呆呆地看着我。

我加快了脚步,它们便一窝蜂地向前跑,它们跑动的路径使巷道成了一个长嘴漏斗,蹦蹦跳跳像小羊羔一样的白色、灰色兔子从各个角落钻进巷道,在巷道尽头拐了个弯,一个个不见了。有一两只竟然拐错了方向,好在很快醒悟过来,掉过头,又从我眼前闪过。

老屋巷道的石头缝里长满了杂草,我几乎是第一次走进这里,每栋房子显得孤寂而萧败,一些生长顽强却显得力不从心的狗尾巴草和地席草长到无人问津的房子的门槛边、窗沿下,随风摇摆,好像在疲惫地叩打门环。

我慢慢地走了过去,右拐左拐,终于发现所有的兔子来自于一座土房子,兔子们在墙脚挖了一个π形的洞,打这里进进出出,见到人来,争抢着往里钻。

昏暗的房子左右两间厢房里都养着兔子,厢房进门的一侧架着半人高的栅栏,栅栏一头堆着包装的饲料,散发着鱼腥味,地上洒满了只剩下根茎和碎头的菜叶,混合着气味难闻的秽物。

我将洞口用石头堵上,向上屋走去。

 

细银和金毛坐在屋前,细银拿着一条湿毛巾在金毛脸上一点点的擦拭,他们一起抬头看着我。

细银坐直身子,以使她和金毛保持不给别人有所猜测的距离,她一层层叠着手中的毛巾,说:“他去打兔子,结果——”

“你自己擦吧。”她将毛巾不由分说递给直愣愣的金毛。

金毛的脸上残留着几道污痕,擦拭干净的地方散布着点点或深或浅的血迹。

“火药舂得太实,炸了膛!”金毛看了我一眼,转头望向身后。我看到倒放在地的那管老铳枪管一侧爆开,已经弯曲。

“差点要了我的命!”他拿毛巾在脸上蘸着,盯着细银,接着说道。

“还说打兔子呢——”细银站了起来,她说着话,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大概想知道我忽然过来有什么事。

“下屋谁家养的兔子,满地跑,”我冲神情沮丧的金毛笑了笑,对细银说,“告诉他一声。”

细银扭头望向下屋的方向,好像在想是谁家的兔子。我低头继续向前走去。

“去哪儿?”细银回过头来,问我。

“买包烟。”我并没有停下脚步,只是扭头回答说。

烟对我来说实际上可有可无,也许是我一贯以来的克制,我是那种怎么抽都不会特别上瘾的人,但是扰乱寂静生活的葬礼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想是时候上上杂货店,去看看喜欢和我做生意的勋子。

勋子也许不会像以前那样,立刻欢天喜地的爬上货架,和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许我们会以一种相互陌生的方式开始新的交易,不管怎样,他会感受到遭受创伤的日子在慢慢地恢复。

“桂嫂不在家,”然而细银对我说,“刚过头七,她就带着勋子、娟回了娘家。”

我呆立住,向杂货店望了望,不情愿地回转身,向下屋走去。

“金毛,你有没有烟?”细银看到了我的失落,伸脚撩了一下金毛的腿脖子,问道。

我向他们摆了摆手,表示他们无须为此事费心。我并不是非得要烟来挨过写作时的焦虑、孤寂的时光。

那段时间我基本上足不出户,有时实在太疲惫了,就在昏暗的老房子里转来转去,屋内房间多是由年老而变得灰黑的木板间隔而成的,围着一方天井四角对称,我从一间空荡荡黑黢黢的房子逡巡到另一间,像一只漫无目的的鼬鼠。

细银她娘告诉我,这种房子叫“大八间”,我数了数,其实不止八间,有些房子分内间外间,只是由同一道门出入。可以想象,鼎盛的时候,这里曾经生活着一大家子,祖孙叔侄几代人在这里共处一檐,孩子们围着天井跑来跑去,劳作归来的叔伯兄弟们在屋外跺着泥脚,将锄犁或轻或重地扽在下堂屋的厢房两侧,老人坐在上堂屋、背靠着松木板墙看着热闹的景象,唠叨这个、叮嘱那个,平时分灶而食的灶台口已是柴火跳跃,妯娌姑婶各自忙活着,间或抽转身绕过天井,去到对面借一碗油挖几勺盐,于是一股股混合着油香辣味的青烟像流水一样漫过屋顶,从门额和窗格间溢出,飘向天井,飘向倦鸟时不时滑过的天空。

“住不得了!”细银她娘向我仔细地讲解了这座房子的历史之后,总会这样告诫我。她的眼神混杂着某种不易磨灭的追忆和坚定的舍弃之意,好像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无须惦记着这座老房子曾经的好,只须牢记它的没落和衰败似的。

一所房子,如果再也“住不得了”,就真的失去了仅有的意义,它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如同一棵不再有生命的树。几只以此为家的猫,时常旁若无人的在老房子里慢悠悠的徜徉,那优柔的身姿,如同漫步在惬意的森林。它们叫唤起来,声音有种迷幻的穿透力,在屋内叫唤的时候,如同在屋外;在屋外叫唤的时候,如同在屋内。

有时我也会去看看与我算得上比邻而居的兔子们,它们再也没有来打搅过我,在墙上重新掏出一个可以逃生的洞,对它们来说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兔子的数量少了很多,大概是挑出去售卖了,我想它们当初一窝蜂逃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几只聪明的兔子义无反顾地逃向野地,从此自生自灭了呢?

 

大概是一个闷热的午后,搁在床尾的风扇吱吱呀呀的摇晃,吹出一阵阵热风,我睡不安稳,干脆爬起床,准备去屋外打一盘凉水洗洗脸,然后开始写作。

太阳从天井照射进来,像个停止转动的探照灯一样落在地上,与四四方方的井池错开了一臂,好像没有对上幕布的投影。我看到一个黑小的身影坐在天井边厢房一角的柱子旁,缩着身子,双手搭在膝盖上,脑袋却深深地埋在手臂间。

我立刻认出那是勋子,快步向他走过去,他却没有抬头,黝黑油汗的背脊骨一节节地突起,肩胛骨一深一浅地抽动着。

我听不到他的声音,知道他在抽泣。

我的鼻子忽然一阵酸涩,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将手搭在他脑袋上。

“勋子,别哭——”我说。

他却抽泣得更厉害了,脑袋依然埋在手臂间,一左一右地蹭着脸上的泪水。

我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望着天井投射在地上的一团阳光,炙热而耀眼。

几只麻雀在门口屋檐下的阴影里跳跃,一只虎斑皮的猫踱着无声的步子朝它们走去,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麻雀们蹦蹦跳跳地躲闪着,并不想飞去。四周出奇的寂静。

当我们无法用语言安慰别人的时候,便是深深体会到他的苦痛,我看着身形瘦弱的勋子,感到心酸和生活的冷酷无情。他在睡梦中失去了父亲,尽管他的父亲也许从他懂事开始就在外拼搏,给他的温暖或者记忆铢积寸累——他原本就像一株不需要多少阳光和养分照样慢慢生长的朴树,然而一下子跌入了无边的黑暗,他该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呢!

“别哭了,勋子,”良久之后,我对他说,“叔叔和你一样,也很难过,但是,男子汉要坚强。”

勋子终于抬起头。

那个曾经时时天真无邪地露出笑脸的勋子,看着我的眼神透着凄楚、无助和不安。

他用臂膀抹了一下眼睛和脸颊,从身后一侧摸出一条黄色包装的烟递给我。

“我娘叫我送过来的。”他说。

他踉跄着站了起来,辨认了一下方向,绕过天井走向后院。

“勋子,等一下,给你钱!”我站起来追上几步,说。

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低着头沿着屋檐下的巷道向前走去,太阳时不时地照射在他的脊背上,他黝黑泛红的脊背,一会儿明一会儿暗,消失在巷道口。

傍晚细银过来的时候,我将压在桌面上的几张钞票交给她,让她替我将烟钱带给桂嫂。

“勋子一直坐在那儿哭,”我回头看了一眼门外的天井,说,“给他钱他也不要。”

“这孩子太懂事了,”细银肚腹抵着桌沿,一边清理着桌面,一边说,“葬礼上他一声不吭,还以为他人小不识事,我娘说他其实躲在没人的地方哭,他是怕桂嫂伤心。”

细银说着说着声音变得哽咽,她舒了一口气,好像要摆脱什么。

“这么久了,他还是缓不过劲来。”我摇了摇头,说。

“桂嫂准备带上勋子出去打工,”细银却说道,“可能就这一两天吧,娟儿太小,放在了外婆家。”

“啊——”我瞪直了目光,但是我知道生活就是这样,被冲垮的堤坝总得想办法从新夯筑起来,于是我问,“桂嫂打算上哪儿?”

“上海,也许杭州,”细银说,“去老乡多的地方,好有个照应。”

“这是京京的电话,”我写了一张纸条递给细银,“告诉桂嫂,需要的时候,给她电话。”

细银看着纸条,纸条在她手上缓缓地拉动着,仿佛这是一项很慎重的事。

“京京是个热心肠。”我补了一句。

“我知道,你也是。”细银说。

我靠直了身子,望着窗外,透过一层碧绿的纱窗,河边暗淡下来的一片墨绿色显得更深邃,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个热心肠,但是我肯定不是个热性子的人,对于很多事情,我常常感到无能为力,于是远远地躲着,像只刺猬。

 

不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给桂嫂的电话号码其实早已变成了空号。这是我唯一不用翻看、牢牢记住的号码,它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号,每次拨打的时候,客服录音会一成不变地告诉我,我拨打的电话不存在。

我很想问她,我的过去存不存在,但是她根本不会回答。

我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京京最后发给我的三条短信。那天我心血来潮,想给长久没有联系的京京打一个电话,刚一打开手机,各种短信潮水一样涌进来,好像它们在空中没着没落地飘荡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如同一群疲惫的鸟儿。

我一边看,一边随手删除这些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短信,直到京京的三条连续的短信像三颗子弹,将我击倒瘫坐在椅子上。

京京的短信是回到上海后不久发给我的,中间那条很长,使我羞愧地知道我带给她的痛苦远远大过欢乐,尽管她不直说我也隐约感觉如此。她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向我提出分手,但是又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其实,分手是件很容易的事,是吗?她这样问我。

相对纠结的爱,分手确实是件很容易的事。

我们在河边的老屋子里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而美好却恰恰在于我们都摒弃了原本的模样,用最不真实的自己掩盖了彼此的分歧,相互迁就而成。

我想起京京随着镇上的客车启动渐走渐远的那一刻,她回头看着我,挤出一丝宽慰的笑容,却掩盖不住略带犹豫和抑郁的眼神,眼神里夹着眷恋和不舍,也夹杂着一步步地奔向嘈杂的城市、回归现实的惶惑和不安。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她已经在心底和我告别了。

我拿起手机,向山上奔去。信号时好时坏,并没有因为我的惶恐、焦虑、失落而稍作提振,我拨打的电话,要不接不通,要不就是空号。

直到打着电筒的细银找到我,我一直靠坐在一块石头上,变成了另一块石头,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黑下来的,也不知道周遭的世界是什么时候一齐静默得如此荒凉、凄冷。

“你怎么在这里?”细银在砂石地上挪动着脚步,将我周围照射了一圈,好像要向我证实荒山夜岭的可怕。

电筒光线照射在黑黢黢的树影上,从一些空洞的地方投射出去,立马不见了踪迹,就像被无情地吞噬了一般。

“没什么。”我站了起来,摇晃着身子,答非所问。

“没什么?”细银说话的声音有些尖锐和急促,“还以为你去哪儿啦,到处找不到!”

她伸手扶住了我的胳膊,然后用握着电筒的手腕试探了一下我的额头,她的臂腕湿滑,暗淡的星光下,苍白得像失去了血色。

我感到一阵忽袭而来的酸楚。在我面前,细银有时矜持,有时又毫无顾忌,她矜持是因为男女有别;她毫无顾忌的时候,我就成了她照看的病人。

“又发烧了!”细银说。我甩开细银扶住我的手,她却不管不顾地追上来,电筒光在我身边前后左右晃荡。

“我一直都有病!”我说。

 

我确实一直都有病。

我原以为我持续或高或低的发烧不过是因为焦虑和不适,只是一种症状,并不是病。后来主治医生告诉我,我被确诊为斯蒂尔综合症——他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了个英文“still”,举示着给我看,莫测高深地望着我。旁边的医生们都是一脸的不容置疑和欣慰,不容置疑是对主治医师的信任,欣慰是终于找到了病根。这么罕见的病他们都能筛查到,我也很欣慰。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一旦确认自己有病,各种以前未曾有的症状就陆陆续续地冒出来了,不但没完没了地发烧,手胀脚胀浑身疼痛,还到处出热痱似的疹子,好像一个谜底揭穿,谜面上处处都是提示。

会诊医生们轮番观察我的症状、询问我的体感,每一样细微的变化都会使他们惊叹和欣喜不已,就像撒下什么种子就会长出什么苗,他们的惊喜在于,难缠的斯蒂尔病也是一种循规蹈矩的病。

但是他们医治起来却没法让我分享他们的快乐,反正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我折腾好的,从头到尾,他们像研究小白鼠一样,与其说是医病,不如说是不停地试错。

我除了按时配合他们吃药打针,就是窝在床上看书,跟我混得很熟的护士小姐们,经常一边拍着我的胳膊,或者一边捣弄着橡皮管子,一边对我说:“哟,从来没见人看书这么勤,侬倒是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病情。”

医病是医生们的事,我说。我负责生病,医生负责医病,好像也只能是这样,就像我负责写小说,别人负责读一样的道理。

最后他们说我可以出院了,乍一听,我以为他们放弃了治疗,瞪着眼对主治医生说,我才感觉好了点,为什么就不治了?

“好了还治什么!”主治医师得意地说。

“好了?”我既感到欣喜,又有些失落。医治了这么久,我唯一的收获是,竟然对这种病生出一丝的恋恋不舍。

“你这种病哪,实际也不是什么病,”主治医师一边作势走向病房门口,一边说,“保持心情愉悦,就没事了。”

我愣在那里。如果有一种病,治病良方是心情愉悦,那么它声讨的应该是人生而不是躯体。

这些都是后话,从山上下来之后,我迷迷糊糊地烧了三天,这三天,我感觉像一只到处飘荡的鸟。

细银从镇上请来一位老乡医,他说他行医几十年,第一次为城里人看病。我恍惚地看着他,他也恍惚地看着我。

“烧是退了,病呢,还没有断根,”他说,“最好去大医院验个血。”

我摆了摆手,我想医生都这样,喜欢给病人忠告。

“年轻人经扛,”老乡医微笑着,也不坚持,他环顾四周,然后对我说,“很奇怪,你像是打摆子。”

“疟疾?”一旁的细银看着老乡医,问道。

“现在哪还有疟疾,”老乡医摇了摇头,皱起了眉头,“要是疟疾,倒也好治了!”

细银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好像我没有得疟疾是件很遗憾的事。

“我刚作赤脚医生的时候,见过几例疟疾,”老乡医偏着脑袋,好像在回想一件须要仔细搜刮的事,“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去哪儿啦?”细银不解地问道。她也许觉得,一种病只能医好,而不可能凭空消失。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像吸血虫病,天花,彻底消灭了!”老乡医拍了一下大腿,站了起来,说。

他大概是准备走了,细银立刻提起桌上的铝框药箱。我慢慢地站了起来,老乡医一边向我甩手,一边叫我歇着,我挪着脚步,说没事,他和细银却一转眼就不见了。

我望了一眼门口斜对着的天井,一团明耀的光刺得我双眼酸辣,一股泪好像从我鼻子钻向眼角眼窝,带着龟裂般的疼。

走到大门口,细银和老乡医已经沿着河边走远了,他们一高一矮的影子在烈日下的红土地上摇晃,细银她娘站在田埂上头,手搭着额头,望着这边。

“吃了再走!”她冲河边的老乡医喊道。

“不了,老姐姐,”老乡医响亮地回答,“园口还有人等!”

细银她娘于是慌慌张张地绕着田埂走了下来,老乡医走到一棵树下等着她,细银她娘一边走一边怕冷落了老乡医似的高声说着话,老乡医也时不时地简短回答一两声,渐渐的他们的谈话声我听不到了,只看到细银站在一旁,听着她娘和老乡医在树下细细密密地交谈。

我折转头坐在门槛上。我坐下的时候,一群鸟儿忽然从河滩上飞起,因为我的观望,它们的这次飞翔好像有了不一般的意义。我观察着它们,忽然感到一阵无边的孤独。

我能感觉到它们的羽毛抚动闷热的空气的嗡嗡声,也能感觉到这午后寂静村庄某个角落忽然轻微迸裂的脆响,更能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在太阳穴处的跳跃和冲突。

不远处一只攀在土壁上的山羊正吐着颤抖的舌头,像火苗一样在红红点点的木泡带刺的枝叶间缭绕,舔引着嫩叶,它一声不吭目不斜视,到了终于要挪动身子的时候,这才抬起头来专注地看着我。

我抹了一下眼睛,呆呆地望着潺潺依稀的河水,忽然想起老乡医的话。吸血虫病、天花、疟疾都彻底的消灭了,那些曾经猖狂肆虐的病已经走远了,然而在我深切地感到孤独的那一刻,我似乎明白,孤寂成了另一种正在蔓延的病。

就连河边的那些鸟儿,看似浩浩荡荡、起起落落,在这个孤寂的小山村,如今也成为最为孤寂的一个群体,它们从河面飘荡到河滩,又从河滩飘荡至稻田,又从稻田折回盘旋至河对岸的山顶,来回往复,却是为孤寂而舞。

大概老乡医走远了,细银从日头地里回到河边的老房子,陪我一起坐在门槛上,她用手扇着风,额头脖子汗水津津。

几个赤膊着上身的小孩从拐角处冲了出来,他们看到我和细银便放慢了脚步,扭脸警惕又似讨好地对着我们,侧身行走着,像一只只横着爬行的螃蟹。

“老幺,怎么不去上学?”细银皱起了眉头,扇动的手也停在空中。

那个被称作“老幺”的七八岁的孩子立刻被细银的问话拴住了似的,前后微张着手站立在我们面前,一副随时挣脱后立马逃跑的样子。其他两三个稍小些的孩子也都站住了,略带腼腆和惊慌地看着我,好像问话的是我似的。

“不——想——去。”老幺终于慢慢地回答道。他低下头抠着手指。

“不想去也得去,”细银恶狠狠地说道,“明天再让我见到,看我不揍你!”

老幺在烈日下皱着眉头,看了看凶恶的细银、看了看我,不情愿地点了点头,他知道问话结束了,于是自顾自地低头向前走去,小孩子们随即都向前跑去。

“不要去玩水啊!”细银冲他们飞去的鸟儿一般的背影喊道。

除了一阵赤脚拍打在滚烫的泥土地上的声音,没有人回答她。

“老表伯说,河水越来越浅了。”细银看着眼前的河,说。

“嗯?”我好像没有听到她说的话。

“老表伯是个好医生,记得小时候,他经常来村里看病,只是现在越来越少了,”细银没有在乎我的反应,继续说道,“我没觉得河水变浅了呀!”

“河水嘛,”我心不在焉地回应说,“总有涨有落的时候。”

“这条河有一年干枯过,”细银也毫不在意,眯着眼乐呵呵地说,“河边死了不少鸟儿,但是一场雨之后,又活过来了,这么大的山,还滋润不了一条河么!”

我看了细银一眼,她正好转过头来看着我,我站起身蹒跚地向屋内走去,说,“山还是那座山,也许,河已经不是那条河了!”

 

直到后来,当我渐渐地意识到生命中豁达和乐观是多么重要时,细银的这句话重新有一天在我耳边响起,我想起我们坐在一片静荫的门槛上,她转过头来,咧开嘴,露出洁白的牙齿,骄傲地说:“这么大的山,还滋润不了一条河么!”

那时候,她是那样自信和阳光,而我像一个乖戾、自私的老头,封闭固执,说话也越来越刻薄。

我想尽快完成小说,从这一刻起,我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创作的最好状态,就像面对一件雕塑,我不再沉迷于一刻一画,而是不停地纠结于这种耗时费力的刻画是否值当,是否非得如此。

原本构思好的情节片段像一颗颗打磨好或等待打磨的玉珠子寄存在脑海里,我只须一边跋涉一边拾起,串成近乎完美的项链,然而现在我撒腿狂奔,恨不得一夜之间将它们撺掇起,就像我恨不得立刻不顾一切地跑回城市,找到对我心灰意冷的京京,对她说,我们重新开始吧,一切都结束了。

我的痛苦在于,必须结束一样什么,才能重新开始一样别的什么。

细银对于我这种状态开始很吃惊,我蓬乱的头发、通红的眼睛和瘦削的面颊使她总是以为我在发烧,在催促我吃饭的时候,她经常担忧地看着我,伸出意欲试探我的额头的手,说,歇一下吧。

她的语气,近乎是在哀求。

“要不,到外面走一走?”见我无动于衷,有时她会不甘心地鼓动道。

我固执地摇摇头,匆匆扒拉完碗里的饭,然后理所当然地摆手示意她赶快将碗碟收走。

“你自己不会收拾么?”细银忽然不情愿地扭动着身子,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愣了一下,皱起了眉头。

“你不出去打工,窝在家里,闭关修道么?”我讥讽地说道。

“我乐意,”细银俯身冲了过来,扫荡般收拾着桌面,说,“修仙修道的是你,我看你真是走火入魔了,如果我是京京姐,我也受不了!”

“你说什么?”我瞪着恼怒的眼光,狠狠地盯着她。

“京京姐跟我说过,你的世界里只有你自己!”细银却毫不畏缩,看着我倔强地说。

这句话从细银的口里说出来令我很吃惊,尽管她是在转述京京的话。

“你懂什么,”我拿出和京京说话的架势,摊开手掌,说,“你的世界就巴掌那么大,愚昧无知浑浑噩噩!”

细银惊讶地盯着我,她的脸色涨红,如果不是看到她眼里仿佛憋着泪水,可能我还会继续刻薄地说下去。她抱着篮子,走了出去,我感到一阵宣泄的快意。

打这以后,细银不大和我说话了,她要不默默地坐在一边无声无息地等我吃完饭,要不将饭菜连同篮子放在桌子上,然后不知在哪儿消磨时间,回来时见我将碗碟收拾进篮子,于是提起篮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有时想和她缓和一下关系,有时又觉得这样挺好,这些念头不过一闪而过,总之,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有些事情的变化,其实是一早就注定了的,就像我和京京的分手。我们走到一起,是一个忙碌而透着慵懒的午后,我刚刚结束了一个采访,在一家咖啡店写稿子,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透过落地玻璃墙,我看到街面上的人被雨水追赶得张皇失措,地面上的积水告诉我,雨应该下了有一阵子了,然而这个看似有条不紊的城市,经受不住一丝不期而至的变化,撑着伞或者只是于事无补地抱着脑袋的人都东走西避,好像只要尽其所能便可在这漫天的雨幕里找到一条不至于太狼狈的捷径。穿着浅灰色工装衣裙的京京坐立不安,时不时地看着外面的雨,在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她犹豫了一下,向我走了过来。

“能不能用一下你的电脑?”她略显窘迫地说,“我急着处理一份邮件,手机打不开!”

我们像一棵桑树上终于相遇的蚕虫。我豪爽地将电脑让给了她,走到店外抽了一支烟,站在雨丝飞扬的屋檐下,我吸进喉肺的不只是烟,还有这个城市在这个季节特有的潮湿和腥咸味,我像被某种不期而至的思绪填充满了一样,浑身活泛起来。

重新走进店里,京京收敛起了刚才鸠占鹊巢的尴尬和腼腆,竖着一根指头,对我说,等等,就一分钟!

没关系,我说着在她对面坐下,看着她歪着脑袋,咬着手指,翘起的鼻尖上,有一粒红痘在熠熠闪光。

在我看来,她的闪光是从鼻尖这一点蔓延开来的,到后来,她浑身都闪着光,就像一只通体晶莹剔透、就要吐丝作茧的蚕。

问题是,我也在费尽心思地作自己的茧,我们都想变幻出一双五颜六色的翅膀,于是沿着自己设定的路快速地改变,当我们完全将自己包裹在密实的茧中,便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了,破茧而出之后,我们忘记了前尘,飞得再远飞得再高,也无法找到对方。

细银的变化也是一早注定的,在我于通往村外的那条小路上遇到那个一头红毛的小伙子之时,也许更早。

那天中午,门口传来细碎的声响,恍惚间我以为又是巷道后的兔子跑了出来,但是站在门口的不是神色恬淡的兔子,而是一脸恍惚的细银。

我看着她的时候,她却无助地低下了头,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的手臂,胸脯上下起伏。

“怎么啦?”我看到她身上一块块擦刮的泥印和青草痕。我以为她在什么地方摔了一跤。

“该死的金毛,”她抬起头,咬着牙说,“他偷偷跟着我到玉米地,然后——”

“他把你怎么啦?”我呼地站了起来。

她盯着我,潮湿的睫毛冲我眨闪着。我忽然觉得我问得唐突而多余。

“他能把我怎样!”细银却变得坦然,只是撇着嘴,一脸的恼恨,“我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他趴在地上起不了!”

我吁了一口气,知道她一脚踢到他哪儿了,禁不住笑着说:“打蛇要打七寸,你就当一个教训。”

细银慢慢地坐在床边的凳子上,我们之前绊下的隔阂好像一下子消散了,我想细银也是这样觉得的,她一边拂着身上的泥印,一边歪头愣愣地盯着门口,空洞地看着某处,说:

“我遇到的男人都这样——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二五仔,第一次坐他的摩托车,竟然直接将我拉到一片香蕉林,我也是这样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才逃了出来!”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抬起头看我的时候,脸上仿佛罩着一层轻蔑的笑,眼睛里却晃荡着就要凝结成珠的泪。

我撇过脸去,望着窗外。

“我走了!”良久之后,细银站起来说。

我回头看到她撩起手背,左右地擦着脸,我们呆坐的这一刻,她已经静静地流了满脸的泪。

我点点头,那时我以为她只是简单的告辞。

“我走了!”她也点点头,冲我勉强笑了笑。

她低着头的身影从门口消失,又在天井边转出来,然后斜斜地走向后院。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细银了,开始我以为她受到惊扰,厌于出门,直到有一天,给我送饭过来的大娘少有地坐了下来,失神地望着窗外发呆,我没话找话说:“大娘,就要收稻子啦。”

大娘依然提不起劲,好像在望的丰收可有可无。

但是她眼里泛起了一丝笑意,说:“往年,这是最热闹的时候,家家户户忙着晒匾、扫院场、约帮工,现在呀,收多少算多少呗!”

“忙不过来,我也可以帮帮手。”我笑着说。

“别,别,别,”大娘赶紧摆着手,说,“总共不到两亩稻子,我和你大叔能行,你们城里人哪干得了这个!”

“总比细银强呀。”我打趣地说。

“她和你一样,半斤八两,要是在这儿也没用!”大娘撇着嘴说。

“怎么?她走了?”我感到纳闷,将手中的碗放到桌子上,望着大娘。

“唉,走了!”大娘叹了口气,忽然对我的问话感到蹊跷,“她没跟你说一声?嗨,这孩子!”

“哦!”我点点头,我忽然明白了,她是说过的。

“人呐,只能多不能少,她一走,冷寂了不少,好像这日子没油没盐,丢了魂一样,”大娘又望着窗外,一脸嘲笑自己的笑,她转头望着我,又说,“离家远点,可在外面打工才有出息,是啵?”

我又机械地点了点头,一阵慌张和失落,望着桌子上碗碟里的饭菜,忽然没有了一丝食欲,好像大娘说的,没有了油没有了盐。

 

两个月之后,小说终于完成初稿,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合上电脑的那一刻,我忽然有一种送走什么的惆怅,尽管要将它最终送出去给到某个编辑手上还有个精心完善的过程。我想,剩下的事得等上一段时间,现在要做的是先将它彻底的忘却。

余下的时间,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于是向河边走去。

河水浅浅谧谧地流淌着,几乎听不到声响,河面上也静悄悄的,鸟儿都栖息在对岸的树上,它们好像也完成了一件令它们惆怅的事情,静静地打量着这个视野难以开阔的小世界。我抬起头,一只鹰的身影在我头顶的天空来回滑翔,悄无声息。

一位大爷站在河边的菜地上,以手遮眼也正抬头看着灰白天空底下的鹰,他身后杵立着的一扎扎稻草,像一个个低矮的小帐篷。

“这是一只雀鹰,能叼得起肥兔呐!”大爷望着天空对我说道。他中气十足,就像话在耳边。

我慢慢走过去,站在临近的田埂边,转身望着天空,说:“您见过吗?”

“见过——”大爷得意地嘿嘿笑着,望着天空,“它最喜欢抓鸟,贴着河面一捞一个准!”

大爷扬手做了一个俯冲的漂亮手势。我默默地看着,雀鹰在天空盘旋了一阵子,像个风筝一样飘远了,对于河边的鸟来说,一切并没有多少变化,它们依然保持着警惕和不安。

“这些鸟儿,最大的天敌是鹰。”我感慨地说。

“那未必,”大爷抡起锄头,弓着腰说,“山猫蛇鼠都是它们的天敌。”

一些鸟儿开始在树木之间来回浅翔,小心翼翼地试探这个它们时而熟悉、时而陌生的世界。

飞在空中的鹰对它们来说是一条自然生存的法则,林间我看不到的猫鼠蛇虫也是法则,也许有更多的法则吧——这个世界对它们虎视眈眈,而它们聚集在一起,却只能孤独的面对,这才是最残酷的法则。

我离开的前一天,整个下午,大娘和大叔一直在老屋子里帮我收拾东西。其实除了换洗的衣物,也没有什么可收拾,他们更多的是想和我拉拉话。大娘好像很舍不得我的离去,迈着细碎的脚步忙进忙出,一会儿叮嘱我这个,一会儿又叮嘱我那个。她数落的最多的是我的生活方式,她觉得城里人生活得太“面”,缺少运动。

“不都是,很多人生活得很健康。”我解释说。

“健康?”她直露着她的不信,瞧着我说,“你来我们这儿大半年,就病了好几次,还健康?”

我没得反驳,只好摇头苦笑。

最后实在没有什么好拾掇的了,老俩口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提醒我晚上早点上家吃饭,然后起身走了。他们在老房子上上下下转了一圈,我坐在桌前看着窗外,听到他们轻碎的脚步在楼板间回响;天气有些清凉了,我竟然有了些许的离情别绪,屋外的天井边,几个小孩在嘀嘀咕咕地打闹,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像冬日的小火炉一样温暖着我的惆怅。

 

出院之后我付出最大的诚意将小说从头到尾修改了不下六、七遍,然而就像一件雕塑作品,它呈现的只是它表面的东西,一点点凿去多余的部分,它就变成现在那个样子,我再凿去别的部分,它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样令我很害怕,甚至沮丧,于是我停止了无休止的劳作。

我跑了几次编辑部,其实没和编辑怎么讨论小说,而是讨论出版的方式。在我的印象中,编辑部就像一个产房,这里听不到婴儿的啼哭,却能体会到迎接新生儿的淡定和普适,编辑们就像一个个产科医生,他们诊断的不是文本,而是时机,这个还得放一放,这个可以了,编辑部里最多的就是这种话语。

当被告知《愚蠢河》一书准备出版随时可以来签约的时候,我正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我对编辑说了一通感激的话,挂了电话之后,我没有过多的激动或者感慨。

望着林立的高楼大厦,那时我想,如果这本书反应平平或者根本没有人喜欢该怎么办呢?之前我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要不是这个问题太遥远,要不就是我太自信。

现在想来,也没有什么该怎么办,就像一只飞行的鸟儿,看着风向合着群儿飞,飘来荡去,还能过多的顾及些什么呢?

网友评论

2条评论

发表

网友评论

2条评论

发表

最新评论

09月17日 13:47

彩龙社区 7 0

您的作品已被推荐至社区首页焦点图,感谢支持。

09月17日 09:19

推荐文章

彩龙

Copyright © 2008-2020 彩龙社区(https://www.clzg.cn)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免责声明: 本网不承担任何由内容提供商提供的信息所引起的争议和法律责任。

经营许可证编号:滇B2-20090009-7

下载我家昆明APP 下载彩龙社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