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渺云下】茶与城的考古:(三、那城那些人)

【插曲《美人吟》,演唱:袁 泉 + 林 牧】

二、茶城凤庆

 

(一)桃花源·学问·戏剧

 

1、顺宁社会

年青的姑娘,穿着补丁衣裳,打着光脚板,赶一匹驮马奔走在人行道上。

路边茶铺里的小贩,对来客的招待和交谈,是那样的亲和蔼然。

我们民族所需要的刻苦朴素、和蔼、诚实诸美德,都俱现在这里了。

这就是顺宁的乡村了。

置身在这样的乡村中,使人忘记了八年抗战的辛酸,忘记了当前还未停止的炮声,只仿佛做着爱丽丝的桃花色的春梦,或面向着一个极有前进的世界。

我酷爱顺宁的乡村。

——《顺宁县志·卷十二》

 

   这是著名抗战诗人彭桂萼对20世纪40年代末凤庆的描述,修饰上仅仅用了一句形容词语法,却生动展现了凤庆乡土社会的桃花源气质,这个气质是景观的,也是文化的。

   而在这篇文章附近,出现了另一篇极有价值的社会学作品,作者是凤庆人,未署名,时间大约在光绪末年(1907)附近,名称为《三十年来顺宁社会经济变迁之趋势》。这个作品在100年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与社会分层理论运用的纯熟,简直令人惊讶。作者开篇数语即透露出学者式的强烈的责任感——“‘顺宁社会’的研究为我顺人切身问题之一,凡关心民生问题的人,皆应有相当的了解。”

  作者从光绪17年开始描述并且分析了三十年来乡土社会手工经济向商业资本过渡的全过程,深入探讨了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等诸多问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言简意骇,句句切中要领,完全是一个极有造诣的社会学者所为。

  更使人惊讶的是,他在结尾指出了一个命题:“全球化”。而这个议题一直是到21世纪的近几年才开始被关注的事物。

  翻遍了史志也找不到这个作者姓名。

   无意间发现一个唯一搞社会学的人:肖朝汉,凤庆勐佑人,毕业于云南东陆大学,爱好英文、法文,尤喜马列著作,在校期间因参加中共地下组织被开除学籍,后考入北平朝阳大学,又进延安红军大学,后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爱人莫惠行一起在广东惨遭日军杀害。肖朝汉出过一本书——《新兴社会科学研究纲领》。应该就是了。

  再仔细一看却又不对,肖朝汉出生于1910,而文章作于1907附近——委实让人寻思了半响才回过神来。这个小城,它的文化能量蓄积到底有多深?

……

2、伶人

  而远处,那个凤庆伶人“赵四爷”操起胡琴唱着滇剧就这么走过了社会更替,走向了文化云南。“赵四爷”编剧演剧研剧样样在行,世人评价“四爷”的戏:无腔不美,无腔不新。每一个角色,声音、姿势都是从性格里骨子里出来的,1961年《甘露寺》的唱片卖遍了云南,1979年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再次到凤庆“四爷”家中录制磁带。

  “四爷”大名赵兴仁。

   赵兴仁的戏罗筱池也看,还有杨香池。罗、杨两个文化人也曾经联手编过一个剧《双冤录》,着实让小城热闹了一阵子,这个杨香池是图书馆馆长,后来李根源也写了四个字送他:莆门佳士。而民国云南教育厅厅长送他的字幅是:赞助文明。

    这些文化人就这么以戏剧与小城人民交流着:在乡土社会里,戏剧是一年中最辉煌的夜晚,它们照亮了民众的精神生活。而作为一个文化传播器,戏剧同时在检验着精英文化的亲和力,以及大众文化的深浅度,戏剧是文化含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活跃程度,它的内内容与深度直观的成为了一个区域的精神文化风度。戏剧的流通也是文化的流通,一个社会的宽容与活力就这样在戏剧的演与看之间完成了与文化的共振。

   凤庆在民国18年就有了顺宁新剧团,民国21年又添了话剧社,经典的剧目居然是曹禺的《日出》,民国22年跑出来一群票友自己组了一个尚友社,再到1953年的职业剧团——顺宁滇剧团,数十年来的乡间夜晚热闹非凡。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戏剧一路繁荣,甚至还多添了小品,拿的都是全省的奖项。而1990中国的权威文艺刊物——《大众文艺》,居然刊登了凤庆人自己的小品:《生日蛋糕》。1990年附近是影视小品最为火热的年代,佳作纷纭,一个边陲小县的文艺作品居然就这么挤了上去,没有相当的水平,恐怕说不过去……

   诗人彭桂萼描摹出小城的桃花源气质,想想也是,风景如斯,人文如斯,戏剧如斯,难怪诗人要“酷”爱了。

(二)云南的学习·知府·琦璘

   明朝是儒学的颠峰,然而这时的国家从现实到思维都开始封闭起来,完全忘记了儒学所提示的:“文明需要学习”。这是某种潜在规律,人类的许多错误决定并不是在弱势态势下作出的,相反,正是在文化强势的状态下,它的轴心停止了生长,并且开始文化自满,接着下沉。

   而在轴心最外围的云南,却开始了生长,如同一颗石子投出的涟漪一般,轴心寂静,而传播出去的圆圈越到外围就越是波澜动人;并且,由于距离的原因,轴心滋长出的噪音还来不及做二度传播就沉了下去,因此也保证了外围弧度的完整。

 

   当明王朝开始拒绝学习时,云南恰好开始了它深刻的学习,这里的土府制度被废除,地方官全由朝廷统调。

 

 

1、地方官

   明万历三十四年,新来的顺宁(凤庆)知府余懋学(贵州人)在城南虎山东麓建起了孔庙,他领着学子们虔诚的开始了盛大的祭孔活动。随着文化的兴盛,凤庆孔庙几经迁移,终于以建筑群的形式成了云南第二大孔庙。余知府接下来又修建了书院,广开教育之风。他的下一任名叫李忠臣,也是关心教育而立政宽大,两个勤勉的官员以大致相同的策略在位11年,清平之治传为美谈。

 

   南明时期的几次事件导致了不同的军队在云南附近迁移作战,为此有大量汉族移民云南,包括凤庆。对于凤庆来说这是一个文化繁荣与整和的移民进入时代,包括地方官,从不同的省份来,各有各的思维习惯,几年以后下一任又是来自另一个省份。

……

 

   比如安化来的米璁知府(清·顺治16年)喜欢修桥铺路,广办义学、方便百姓读书;辽东来的知府郎廷和(清·康熙23年)鼓励农桑,河南来的刘靖知府(清·乾隆24年)更是忙碌,修城廓,修青龙桥,修府志;而江苏来的知府朱占科(清·光绪30年)不仅为政图治,而且学深艺雅,创办中学,闲时画画梅花,偶尔吟几句咏梅诗,百姓听了,也跟着传诵……

   来的知府出身也各不一样,有的是贡生,有的是监生,有的是笔帖式(官学生,未考试),当然出身有时并不说明什么。光绪3年新来了一个翰林出身的知府刘凤苞查办土匪案件,适逢上边的一个姓钟的道台来检查,钟道台十足的官僚,土匪没抓到却要屠城方圆30里,拿百姓来交差。刘翰林居然立即厉兵秣马,幸好深夜地震,吓退了钟道台,屠城之事不了了之。

2、琦璘

   与翰林不同,笔帖式实际上是毕业于官办儒学而未经科举——转由学业评定的一个吏职。也就是衙门里的抄写员。也是一个王朝的尾声,一个满族长白人:琦璘,在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时刻,他携着 “融合五族、安内攘外“的志向投入云南——尽管他只是京城户部里的一个抄写员。

   琦璘27岁时在云南澄江任了6年知府,史志对他的评价是:洁己爱民。而随后在凤庆任顺宁知府的5年里,史志作了如斯评价: 勤政爱民,兴学校,创邮电,办实业,重农桑,尤以倡导种茶,颇受后人敬仰——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琦璘生长的时代是一个传统儒学衰落或者是儒学与西方文明较量的过程,这过程让很多人看清楚一件事:经世致用——这一代文化人在屈辱面前终于发现了这四个字,在晚清的夕阳里。

   琦璘在凤庆除了重文化以外还重视通讯与经济,他办起了第一个电报电话站,他甚至带头发动乡绅参与开发出凤庆的支柱产业——茶业,这个文化人的一项决定对凤庆后来的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1世纪,凤庆茶业已经成为云南的一个品牌、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翘楚。

   琦璘办事极重效率,是一个开明的地方官吏……

   他的事迹让乡人缅怀至今。

(三)如琢如磨·悲情龚彝在南明王朝

瞻彼淇澳,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

   诗来自孔子生前所编的《诗经》,通过对玉的描述来赞美一个儒家的君子,正如美玉所包含的仁、义、智、勇、洁之五德一样,这个君子也如此。儒生们的吟唱与倾听完成了他们对自我的身份认定。

   在孔子的时代,他通过演说、编写、教育完成了文化智慧的转储,同时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完成了自己有限生命的无限转储  ——这是人类必须尊重文明的理由:它的累积与延续是经过无数个体通过生或者死的方式进行着传承。

   而在某些特殊场合,文化与文明的力量并不强大,它们甚至是脆弱的,好象玉。他们的悲情主义同时也是一种英雄主义,比如文天祥,比如黄宗曦与顾炎武……

 

1、有匪君子

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一个年轻人在山腰的小楼里这么诵读着,有时他想这一切是如此遥远,他甚至在想象中也无法完成对紫禁城的遐想。他在云南凤庆的深山里,蜢璞岩,这个地名奇怪的暗示了一种山野灵性与文化结合的浑然品质。这个年轻人叫做龚彝,他后来与史可法一起出现在大明王朝最后的悲怆里。

   明朝是儒学发展由颠峰坠入低谷的时期,然而它的科举文官制度依然发散最后的余热温暖着虚弱的帝国,它毕竟维系了这样一个局面,打破门阀限制,让民间的人才进入管理阶层,尽管它也确实存在已经无法弥补的漏洞。短短的两年时间,龚彝通过了举人、进士的资格考试,并于崇祯年间升任兵部郎中。

   作为一个直接由皇帝亲手管理的国防机构成员,龚彝有幸目睹了崇祯皇帝的谦卑,这是一个有志气的皇帝,然而面对一个早在前朝就已腐败亏空到极点的烂摊子,崇祯甚至穿着补丁衣服上朝,试图告诫他的大臣这个帝国的艰辛。龚彝看到崇祯的阴郁面容,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悲情命运,他甚至有些怀念在蜢璞岩夜读的山野时光,然而好友史可法的造访使得他陷入了更深的忧虑,为一个王朝的吏治与庶民,烛光摇曳。

   由于长年饥荒,不久,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引入了清军,他们携手掠夺了农民革命军的胜利果实。在康熙的视线里,崇祯的后代退至中国南部——以南明的国号四处漂移。

 

2、南明皇帝逃缅甸

   龚彝在南明永历王朝由兵部侍郎升任户部尚书,这个职位主要是管理钱粮财政,在平时是个肥差,而在战时却是个烫山药,尤其糟糕的是永历帝朱由榔是一个缺乏才干的人:一方面,他不喜欢大臣们要他勇敢、坚毅、有远见的劝谏。他怀疑他们的豪言壮语是为了让他置身于危险之中;另一方面,他心怀感激地投向任何一个军阀的怀抱,只要他看起来能保他和皇室的平安。他甚至请求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在精神上(如果可能也在政治上)给予支援,并且在1650年的逃亡中向梵蒂冈寄去了求助信,结果梵蒂冈热心的向中国输出了大批传教士……

   朱由榔抛弃了大部分忠臣,逃入缅甸当尽了一切家产来换取粗茶淡饭的安宁,这时节是龚彝在云南境内冒死为他筹办钱粮军饷。当龚彝终于召集好旧部并向清军发出抵抗的时候,朱由榔被吴三桂带回了昆明。

   当时传言吴三桂要杀死朱由榔;

   也有传言吴三桂要辅助朱由榔恢复明朝;

   还有传言是清廷在巧妙设计让一个明朝将领去杀死自己的皇帝,让吴来充当这个历史罪人……

   龚彝一直尾随着朱由榔,并且身着明朝官服出现在昆明,他的眼神冰冷而心却滚滚。他和皇帝的出现在昆明引发了安全问题。在确定吴三桂的意图以后,他流着泪向皇帝或者是一个悲怆的王朝献上了最后的酒食,皇帝哭泣着饮下了他的忠诚,龚彝于是向皇帝拜别,触地而亡。3天后,皇帝被秘密绞死。

   龚彝的身上确实包涵着儒家玉的哲学:仁、义、智、勇、洁。

   他的死如果定义为愚忠就太狭窄。至少我们应该看看他的文化人格,龚彝携酒食拜见被囚禁的永历帝时遭到了卫兵的阻拦,龚彝于是说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此吾君也,我为其臣民,君臣之义南北皆然,我只一见耳,何拒我为?”

   君与国在同一纬度,君在国在。国与家也在同一纬度,儒家认为爱国应该象爱家一样;“君臣之义”不仅说出了忠的意思,而且也标定了人是情感的存在,龚彝的冒死拜见也体现了儒家的“勇”、“信”、“义”;“南北皆然”是一个儒家推己及人的观点,它的背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深刻的“仁”。

 

   至于龚彝的自尽,确实从文化意义上发出了玉的断响:作为一个儒人,他有框扶社稷、普济苍生的理想,然而他遇到了这样一个王朝的尾声,而且遇到了这样一个皇帝。是进还是退?其实并没有人逼迫他。而对儒家文化的窥探使得他明白文明的含义,所以他至死都不愿意接受事实——一个缺乏文化的游牧民族居然打败了一个文明的王朝。

  也或者,他明白了原因:是明王朝自己终结了自己。如果是这样,那他将如何对自己的一生作出解释……

 

3、磅礴万古

   一直到数百年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的爱国诗人李根源曾经为龚彝题下了一个匾额:磅礴万古。

   想来这几个字不是胡乱题写,因为李根源是一个文化人格非常高尚的人,他是朱德的老师,与他交往的有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

   或许,文化史也应该弥补一下对龚彝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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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 牧  : 感谢友友老师:)顺祝好:)

    2020-11-06 07:05 0

11月06日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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