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泊治理的滇池样本,意义空前的污染攻防战——对话《滇池治水记》作者冉隆中

2018年,滇池全湖水质上升为Ⅳ类,彻底丢掉臭名昭彰的劣Ⅴ类标签,为1988年建立滇池水质数据监测库30年以来最好水平;2019年至2020年,局部虽有反复,但全湖总体保持Ⅳ类,部分入滇河流更是达到Ⅲ类,滇池水质状况由特重度污染转为轻度污染。


来自国家水生态监测反馈的这组数据资料,令人振奋。


数十年的污染与治污,经历了怎样艰辛的历程?有着怎样惨痛的教训和弥足珍贵的经验?由昆明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导,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长篇报告文学《滇池治水记》,2021年2月末由云南美术出版社重磅推出。作者冉隆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曾以《鲁院听课记》《底层文学真相报告》《文本内外》《重九重九》等非虚构及文学批评著作受到全国关注。


“滇池治水发生了沧桑巨变,作为一段历史进步的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和文学书写者,我感到非常光荣。”谈及自己这部40年情感积累方捧出的30万言最新力作,冉隆中颇为动容。

作者冉隆中先生。



多方关注支持,这是怎样一本书

温星:从刚刚发布的中国作协年度支持项目中可见,《滇池治水记》是云南上榜作品。此前也列入昆明文宣部门重点支持项目。业内从地方到中央,对本书非常重视支持,这是怎样一本书?


冉隆中:其实就是一本为滇池沉沦之后艰难转身而歌而怒而悲而喜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昆明全市上下在表达生态愿景方面达成文学共识,我很高兴也乐见其成。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迟迟出炉,也算应了老话:好事多磨。为滇池转身鼓与呼,哪怕只是文学的方式,我也认为:值得。


“开篇”与站位


温星:本书“开篇”,你以一组画面,表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次对滇池治理的关注。可谓是高屋建瓴,不同寻常。


冉隆中:这可能是民写官书的特殊要求吧。它要求站位必须要高。所以,开篇最后一段,我说:我是站在滇池东南岸长腰山头,俯瞰滇池,回眸历史,解剖现实,瞻望未来,让人感慨欷歔!滇池向好缓慢转身的这个过程,走得漫长,变得艰难,确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昆明副市长汹涌的眼泪

温星:本书给我印象极深的篇章段落颇多。比如写到2017年初滇池确认在上一年“摘帽劣五类”的历史时刻,那位分管副市长剧烈的惊喜和情难自控,他汹涌的眼泪,在你意料之中,还是之外?


冉隆中:这位官员,从前年至今,已接受过我数次采访。从一开始不太在意,到后来他披阅初稿,感到此书的厚重,也越来越重视。直到有一天,我问起他一个时间节点:滇池究竟是哪一天,摘掉劣五类帽子的?他突然就眼角湿润,很准确也很肯定地说出了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2017年1月19日。


那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这位领导在《滇池水质月报》里读到了准确的消息,两行热泪奔涌而出!彼时,他以副市长身份分管滇池治理刚好十年。


为此我重写书稿。我几乎照搬了这个场景。原本作为全书开篇,后来几经周折,作为滇池历史性事件的重要节点,放到“向死而生”小节的开头。我很看重2016年这个时间点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滇池向好转身的元年,是无数滇池治水人长期努力的结果。我完全理解他的情感爆发和宣泄,认真书写它,正合这本书的基调:表现一个大湖向死而生的故事,一个以大湖的濒死和新生,来拷问世道良心、检验人性善恶、审视官员作为的故事,一个让人看到了滇池向好的生机和希望,虽然还远不是结局的故事。        


滇池污染与城市高速发展

温星:1988年国家层面首次发布监测数据时,滇池便已沦为劣五类。这一点可能会令许多人惊讶。许多人觉得,滇池的污染,跟昆明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之间关系甚大。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破坏之间,往往呈现出正比例关系。

冉隆中:我确实有一些发现和思考。比如,滇池水体是什么时候被明确摘下劣五类帽子的?与此相关,是什么时候戴上这帽子的?我用亲身经历和反复查证,找到了滇池戴上劣五类帽子大致的时间范围。其实不必惊讶。这是全社会所走过的先发展后治理一道弯路的必然结果。


围海造田参与者追悔不已

温星:通过阅读这部作品,我想,滇池污染的最大真相应该会“水落石出”,更加清晰,那就是历史上的几次“围海造田”。你接触到的当年的参与者们,对此是怎样的态度?

冉隆中:历史上的几次“围海造田”确实造成过滇池的伤痛,但是,滇池之殇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的更有现实的,是点源、面源、内源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在书中我假托诗人的喟叹,说:滇池与人的关系,概括来说,以前经常是水欺负人(洪涝灾害以及各种水患);后来基本是人欺负水(污染湖水、阻隔湖岸以及填埋湖体等等)。书中确实写到了部分围海造田的参与者,如今他们鬓如霜,说起这段往事,感慨唏嘘,追悔不已。但这就是历史。人在历史中的局限,尽显其中。我们需要的是反思总结,以开启更好的未来。


滇池治理比太湖更难

温星:有句话说:全国湖泊治理,难点在滇池。关于污染源头的深层次原因,滇池与太湖有何异同?治理方式上呢?为何说滇池治理比太湖还更难?

冉隆中:滇池治理的最大难题是昆明城市环滇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滇池生态承载能力有限的根本矛盾。简单说就是人总在打滇池的主意,滇池的小身板却早已气喘吁吁。


滇池与太湖曾经都大面积污染,都积重难返。但是现在都有了根本性好转。至于治理方式上的异同,为何说滇池治理比太湖还更难?举个简单例子:太湖有大江依托,滇池周边却只有小河沟。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人口素质的……三言两语不能说清,书里倒是探讨了一些原因,留待读者阅读和思考吧。


河长制还有诸多提升空间

温星:作为媒体人,我也一直关注“河长制”,整体设计和效果确实都不错,但在执行层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根据本书写作中的大量调研、采访,你怎么看?

冉隆中:河长制,顾名思义,就是为河流加封一名首长。河长制作为一种治理水环境的制度安排,并非昆明首创,它源自太湖,却是在昆明最先铺开,在滇池全流域大规模推广实行并取得明显成效。对于滇池如今的治理成果而言,河长制确实功不可没。


当然还有不少问题。一是部分市民和沿岸农民治理滇池的主人翁意识还比较模糊,觉得事不关己,缺乏自觉性和责任感;二是治理滇池在一些地方还存在“最后一公里”,亟待解决;三是某些湖滨湿地建设,过于重景观视觉效果,湿地净化改善水质的实质意义尚待进一步彰显;四是藻水、尾水以及新老运粮河污水外排问题,要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五是蓝藻处理“变废为宝”还缺少实招;六是一些民间力量投入治理滇池污水取得实效的做法亟待总结推广。


第七呢,是要防止在文旅开发名义下出现过度开发滇池楼盘的情况。随着滇池水体向好、水质变清、景观变美,湖滨地产价值陡升,各地围绕滇池进行开发的热情再度高涨。在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发,在开发进程中严守政策“红线”和底线,巩固已有的难能可贵的“人退湖进”局面,各级部门和社会各界必须为此进一步达成新的共识。


温星:你写了大量“滇管人”,还有身份各异的大量普通市民。他们大多数都是真正的热爱这片“大海”,也都在默默地为治理奉献力量。他们身上最感动你的是什么?


冉隆中:不久前,我为全市滇管部门做过一次专题讲座,题目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滇池故事一一我写《滇池治水记》。其实本书写作,就是积极讲好中国生态环保故事云南昆明篇章的一次生动实践。我的实践是在昆明滇池管理局、水务、环保等单位的专家、官员和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而故事里就有许多朋友的身影。比如滇管系统的付文局长、余仕富总工程师、何锋博士等等。


文学是人学。我的《滇池治水记》是纪实文学,是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的一种文学体裁。因此具有文学和新闻的双重性。写人,写了哪些人?从类型说,有官员(大小)、专业人士(体制内外)、企业家(公私)、文人、市民(农民)、师生等,大约数十人。采访写作过程中,他们很多人确实感动过我。最感动我的其实不是无私奉献(当然也令我感动),而是守土有责:一个钉子一个眼。钉子对准了眼,钉牢了,滇池治水问题往往迎刃而解。



“湖泊治理的滇池样本”

温星:在我看来,尽管关于滇池的各类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已经很多,但这部作品的意义仍是空前的,因为它的书写角度和核心,并非滇池悠久的历史和传奇,而是关于滇池数十年来的污染与治污。那么,你笔下滇池治理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冉隆中:滇池治理取得的成功,我觉得可以提升为中国湖泊治理的“滇池模式”,它主要包括三大要素:河长制,生态补偿制,双目标责任制。这是治理内陆湖泊非常有效的组合拳。前两点广为人知,第三点是指对水质与污染负荷实行双目标管控,它体现的是精准治污,精细管理,实事求是。三项结合,实现了工程治理和制度治理双效叠加的最大化。这是滇池治水具有原创和首创性的制度设计,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多重意义,值得总结提升。


理论总结不是本书的任务。我更关注的是二十多年治理博弈,滇池故事扑朔迷离,情节起伏跌宕,人物众多,剧情翻转。滇池故事是一部活态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走向必然是符合人性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都是具体的人。因此,记录和书写历史,本质上就是记录和书写人的细节和心史。


人的一生,简而言之,就是昨天、今天和明天。滇池治理极简史的书写,也可以参照这种结构,分为昨天、今天、明天三个剖面,写作者可以从作家采访、百姓观点、专家视角、官员看法、问题导向等方面,讲述最近五年、十年、二十年或更远时间以来,与滇池治理有关的人和故事。


在文学和文件之间

温星:写这部作品,是你近40年前成为云南人、昆明人之初,便萌生的心愿。这是一部你酝酿近40年、自己真正想写的书,那么你在创作本书的时候,你的创作想法是什么?


冉隆中:所有的写作不外乎“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个题目还延伸出几个问题,比如,“我要写”和“要我写”。这两者虽然殊途同归,实践起来也各有侧重。比如“要我写”,它的标准可能就是有关部门设定的:政治性,思想性,精品……我自己也设定了“我要写”的标准或自律:写我经历过的,辩识过的,思考过的,尽可能达到这些目标。我这部书的写作,最大的难点是找到“我要写”和“要我写”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此外,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写成流水账,功劳薄,表扬稿,更不要做成文件汇编,也不要写成梦话连篇——事实上,这样的先例是不胜枚举的。在文学和文件之间,在人和事之间,我尽量选择前者。


借此我也发表几句感言:

滇池治理已然发生可喜的“转身”,未来则更可期:一是截污工程的全面落实,二是诸如大泊口等样板工程的示范推广,三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全面实现,四是湖泊治理的滇池模式得以进一步落实。但人心是治滇的最后一道闸门。我的写作的意义,就是希望唤起人们心中的美好和良善,对待盘龙江和每一条入滇河流及水源,对待滇池和所有湖库,像对待自己的母亲、姐妹、家人一样,从心底升起爱意,敬意,敬畏天地,爱惜万物,这样,滇池和昆明,我们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才有真正诗意的栖居,可期的未来。诗和美好,不仅在远方,更在足下,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个日常的细节中。(冉隆中/温星 图片均为冉隆中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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