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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现代水利专家杨文波与蒙自草坝开发

云南现代水利专家杨文波与蒙自草坝开发

 

     

有的人,把自己名字刻入石头;

有的人,别人把他的名字刻在了纪念碑上;

他,把自己名字刻在了万亩田畴上。

 

人生匆匆,时间、经历有限。我们对于信息时代每天每秒更新的海量信息,已经关注不了多少。但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总会在匆匆一瞥中留下深刻印象。这不,几个月前浏览新闻,我就被一张图片震撼了——艳阳下,上百米长、几十米宽的一片水田里,几十个农民排成横排,弯腰插秧。

这年代,吃过米饭没见过插秧的人多了去了。但我从小在乡村长大,插秧场景见过许多。自己家插秧时,还往水田边挑过秧苗——从育苗的秧田边,把父亲拔好、洗净、捆扎好的一把把秧苗,挑到一公里以外的水田边,一把一把均匀地扔到妈妈、姐姐和请来插秧的亲戚们身后。挑秧苗靠的是力气,扔秧苗凭的是技巧。必须心里估计着距离,手上衡量着力道。扔得近了,砸起的浑水溅在了插秧人的腿上、身上,惹来一阵骂声;扔得远了,插秧的人身边没有秧苗,还要回身去捡,也会被抱怨。

虽然现在家乡的田野里插秧已经很少见了,但见到插秧的图片也并不奇怪。奇的是图片上那一片田野,所有水田全都整整齐齐,长方形,每一坵都差不多大小,目测都有两三亩那么大。还有图片介绍的内容:日前,云南红河州蒙自市草坝镇,村民们正在把2000盘育好的袁隆平杂交水稻“超优千号”秧苗移栽到101亩水田里。今年的目标是亩产1200公斤,向水稻亩产世界纪录发起冲击。此前4年,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试验田的水稻,平均亩产已超1100公斤了。

读到这条消息,是2021年5月23日,袁隆平院士去世的次日。他再也看不到这批秧苗分蘖、扬花、吐穗、低头了。

其实,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示范基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蒙自草坝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只是,袁隆平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草坝?这,令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也梦想着草坝能有这么一天——水稻亩产能够上千公斤!只是,他早就已经看不到这个丰收场景了。

蒙自市草坝镇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超优千号”移栽

      这个人,就是蒙自草坝的开拓者杨文波。

      杨文波(1890—1979),字士敏,男,回族,云南省富民县三村人。云南省科学垦殖的先驱。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回云南后,先后任云南省第一区督学、昆明市成德中学校长及兼任第一联合师范学校、明德中学无薪给校长,省教育经费管理局局长兼昆明市消费税务局副局长,省垣农田水利工程处处长。1937年任新成立的开蒙垦殖局局长,十几年致力于蒙自草坝开发,新开垦稻田五万余亩,对滇南乃至整个云南经济开发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对于建设边疆稳固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积累了丰富的农垦经验。

杨文波(1890-1979),云南省富民县三村人,1936年出任开蒙垦殖局局长。

     

杨文波的家乡三村,是富民县交通咽喉所在。

富民号称“滇北锁钥”。川滇古道富民至昆明段,由富民县南关起,经现今的大营、沙锅村、陈家村、完家村、三村、二村、头村、李子坪、天生桥、水节箐、普吉、王家桥到达昆明大西门。这条古道从富民到李子坪段,基本溯阿夷冲河(今大营河)而行,道路比较平坦,但也有几处险峻之地不得不绕行。

完家村与三村之间的三村大箐,就是这样的地方。这里两山夹峙,形成宽仅三四十米的深谷,因河谷狭窄且落差较大,河水凶猛奔涌而下,冲击两岸绝壁及河中巨石,激流声响彻山谷。修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昆明至富民公路就是靠挖掘、爆破河左岸山坡,硬在狭窄的河谷中“挤”出了一条公路,成为108国道的一段,后来又扩建为二级公路。前几年,修筑京昆高速公路,仍然避不开三村大箐,但逼仄的山谷中已有了108国道,实在容不下一条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于是只有从河右岸爆破、挖掘悬崖,扩开山谷,架高路面,好不容易才让高速路从深谷中“S”形穿过。如今,如果爬上山岭,我们也可以俯瞰三村大箐中“三道并行”的奇观——中间的大营河,飞湍瀑流咆哮而下;左边的108国道,货车客车蜿蜒而上;右边的京昆高速,大车小车飞驰而过。

三村,就在这险峻的峡谷上口。

有趣的是,由三村沿古道往昆明方向,溯大营河而上,还有二村、头村,这些都是使用了数百年的老地名了。这种用数字简单排名的方式,古代也不常见,现实中却偶尔还能见到。比如有的城市为道路命名,就常常用数字排列,虽然简单易记好区分,但实在没有啥特色,更别说文化内涵了。据说,这种简单粗暴地用数字排列给道路命名的方式,郑州用到了极致,真让人怀疑郑州人的文化水平:南北向命名经一路、经二路……经八路;东西向命名纬一路、纬二路……纬六路;省级行政机关集中的街区,则有政一街、政二街……政七街。

当然,现在的城市新建区域像这样的道路名称,可能也只是暂时的,还要等待民政部门发文向社会征集正式名称。

奇的是,在蒙自市草坝镇,现在都还有这种村庄名称,而且不止三五个:一村、二村、五村、六村……十九村、二十村,而且一叫就是几十年。这些村庄,都和开蒙垦殖局有关,和杨文波开垦草坝有关。看来,也不能凭数字命名就判定命名者的文化水平啊!

这个“十一”假期的第一天,我对草坝的探访,就从这些平淡无奇的“数字”村开始。

三村俯瞰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大多还是遵从儒家古训,以修齐治平为己任,所以绝大部分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以后,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也有一些抱着经世致用的思想,致力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乡村振兴的知识分子,如张之洞、张謇、陶行知等等。

作为一名清朝末期、民国初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杨文波无疑是这一历史转型时期的佼佼者,至少在云南可以这么说。

杨文波的梦想首先是从振兴民族教育开始的。

杨文波的父亲杨蓬仙是大理蒙化(今巍山县)的回族,八岁时因清末战乱逃难,流落富民县,被卖与一杨姓人家为子。杨蓬仙虽不识几个字,却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杨文波自幼学习勤奋,先在村里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升入县高小,毕业后考入云南府中学堂(后改名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今昆明一中),毕业后在昆明补习英语,一年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学系,后来转学哲学。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过著名的演说。如无意外,杨文波肯定在场亲自聆听了这次演说。先生说:“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这番话对杨文波的影响很明显,使他对求学的目的、人生的目标有了更多地思考。传说1918年,大学毕业回乡务农不久的杨文波,就有了从政的机会——省内有一地的乡绅仰慕其学识品行,敲锣打鼓地来邀请他去当县长。这样好的机会,别说当代不可能有,就算在民国时期,也不多见。杨文波却拒绝了,如庄子“吾将曳尾于涂中”那样坚决。父亲杨蓬仙大发雷霆:“别人家供儿子读书做大官,我供儿子读书却毫无出息!”一个山村老农民,和一个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年龄代沟是小事,思想观念方面的差距才是深如鸿沟。家里显然待不下去了,杨文波毅然出走昆明,投身于清贫的教书育人工作。

他的教学工作是从成德中学开始的,曾担任过英语、伦理学及公民课教学,同时还在昆华女中兼课。四年后,成德中学校长施兰仙辞职,杨文波被推选任校长,同时被云南省政府委派兼任第一、二两区督学员,赴滇东及滇南各县视察中小学教育。视察中,他感到当时地方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普遍缺乏师资和稳定的教育经费。于是便与邻近昆明的诸县商谈,各县共同出资创办了云南省立第一联合师范学校,他被选为校长(兼任)。师资问题有了保障,办学经费问题可是个难题。他与教育界的同仁好友商议, 向省政府申请将烟酒捐税拨作教育经费,由教育界独立收支保管,促成了云南教育经费管理处的成立,他又被选任经费征收科长。这一年税收超出预期的两倍多。次年教育经费管理处改为省教育经费管理局,杨文波担任副局长兼征收科长。不久升任局长。此后税收逐年增加, 除发给各省立中学足够的经费外,每年均有积累,四年共积存旧滇币一千四百余元。杨文波深恐此款被军政部门提走挪用,便向省政府建议用来兴建新校舍。1932年开始,共兴建了四所学校的新校舍,即位于昆明潘家湾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昆明师范学校前身)和省立第一中学,位于西站的省立农校和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四所学校的校舍全部为砖瓦楼房,是当时昆明教育界的第一流建筑。

三十多年前,我在潘家湾的昆明师范专科学校上学。学校正在大兴土木,建盖大楼。但不宽的校园一隅,有两幢欧式风格的黄色小楼却一直留着没有拆除,据说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其中一幢,当时还作为师专附中的教学楼。我猜想这应该是1933年搬入此地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舍,至于是不是杨文波建议由烟酒捐税拨作教育经费投入建设的第一批校舍,那就没有考证过了。多年没有回过母校,不知道那些旧建筑是否安好!

作为回族子弟,杨文波一贯关心回族的教育。百年前的云南,新学教育也已经浸淫了二三十年,而回族传统以专习阿文经典、培养宗教人才为主的经堂教育,已经逐渐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他看到许多回民守旧思想严重,不愿让子女入新学校。于是就首先劝导自己的亲友送子女入新学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担任校长后,他又与回族中的开明人士商议,多方筹集经费,于1929年在昆明正义路清真寺创建了“云南私立明德学校中学部”,简称私立明德中学。杨文波被选为首任校长 (兼)。明德中学专门招收全省各地回族子弟就学,课程除一般中学必修课程外,还加学阿拉伯语及伊斯兰宗教学。1931年,他与回族中甚有远见的一些知名人士共同倡议,成立了云南回教俱进会,多方筹措资金,先后选送了两批品学兼优的明德中学毕业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在外事部门工作,有的从事译著,为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伊斯兰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和阿拉伯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如马坚、纳忠、纳训、张子仁、林兴华、林仲明等。

国庆假期的昆明沿河路,和旁边的顺城购物中心相比,略显清静,大门紧闭的云南明德民族中学,校园内空无一人。驻足遥想,这所近百年的云南名校,曾经为近代云南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2年至1987年,明德中学曾改名为昆明市第十三中学。记忆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三中,还属于昆明名校之一。

云南现代教育史上,把杨文波尊为云南回族教育的先驱,一点不为过。尤其是明德中学的创建,开创了全国民族普通中学的先例,是现代回民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试验。

如果,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杨文波可能会成为云南省教育厅的厅长一类的官员,或者阿拉伯文化学者之类。但历史没有如果。在一手创建的回民教育蒸蒸日上的时候,杨文波突然来了一次大转身——由教育家而投身于水利建设和农业垦殖。这,有些意外,但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因为,农家子弟出身的他,又受北大精神的浸染,深植于内心深处那种责任与担当意识,一旦有了某种诱因,就会发芽、开花、结果。

百年前,河谷中的三村,其实也是一个宁静、优美、富足的地方。大营河从小坝子中缓缓流过,两岸层层叠叠的梯田,有了河水的灌溉,大春种稻谷,小春种蚕豆、小麦,山地里再种上玉米、洋芋,人均一亩田地,温饱基本没问题。杨文波虽然和现在的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从小在外求学,田地里基本没干过多少农活。不过,对土地和粮食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的感情,即使这时已经担任省教育经费管理局局长等各种职务,仍然葆有农民的本色。

这个诱因就是昆明人的吃饭问题。

1927年至1929年,昆明连续三年干旱,粮食歉收。市场粮食供应不足,人心不安。米商采购越南大米来昆销售,虽可救急于一时, 然非长治久安之良策。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云南民国日报》上刊登一则启事:“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云南民食问题,政府决心要兴修水利,使秧苗能适时在良好季节栽插,使禾苗成长良好,有较好的收成,以裕民食。望滇中人士,对兴办云南水利有见地的,请向省政府建议,只要可以举办,政府当采纳兴办。”

看到省政府的启事,杨文波就想,昆明坐拥滇中平坝,城外不远处就是五百里滇池,既然干旱,何不利用滇池水来灌溉?滇池水面虽较昆明坝区稍低,但用抽水机抽到坝区沟内即可灌溉田地,而且水量丰富,无论大小春作物均可以适时灌溉而不受天时之限。有了想法马上就行动,他将此设想写成书面报告,亲自向龙云主席建议。龙主席认为很有道理,便委派他兼职负责经办。他先后到越南、杭州、无锡、常州等地灌区参观考察,深受启发。随后从上海购到三台电动抽水机,安装于大观楼后面的明家地,抽水灌溉了自潘家湾起经红庙、土堆河沿岸以至明家地共计千余亩稻田。秧苗成长良好,农民交口称道。龙云听说后,亲自前往察看,见谷穗长而结实多,非常高兴,就让他继续再选适当地段抽水灌溉。此后,他又选定官渡区的马料河,开挖了一条两公里长的水沟,把滇池水引到马料河边,然后安装了两台20英寸口径的抽水机,将水抽入高于滇池水位的马料河中,灌溉了以往十年三不收的数千亩稻田。后来工程逐步扩大,灌溉面积达五万多亩。

这两处水利工程的成功,引起了省里一些部门的重视。1932年秋,云南省财政厅长陆崇仁、建设厅长张邦翰、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缪云台及其他委员们先后到马料河一带察看,随后向龙云汇报,一致认为兴办水利灌溉时间短、收效快,值得提倡。随后,云南相继兴办了昭鲁(昭通、鲁甸)、宾祥(宾川、祥云)以及嵩明嘉丽泽等小型水利灌溉工程。

阴差阳错,教育家杨文波成了“省垣附近农田水利工程处”的处长,成了水利专家。这一次转身,他越走越远了,由昆明,走到了开远、蒙自,走到了草坝。

昆明草海

1950年12月的一天早晨,蒙自草坝。已过六旬的杨文波,站在开蒙垦殖局那幢两层法式住宅楼上,俯瞰着眼前的万亩田畴。这时的他,面容更加清瘦,额头几道皱纹,似乎更深了;下颌一部两三寸的胡须,在微风中瑟瑟拂动。只是,三角眉下,那双不大的眼睛,依然如年轻时一样炯炯有神。半年多以前,解放军进驻蒙自,开蒙垦殖局由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他已经卸任了开蒙垦殖局局长(草坝垦殖区管理处主任)、云南蚕业新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草坝乡乡长等职务。即将离开这个十四年来一手创办并经营的地方,他的心里五味杂陈,无数的往事历历在目。

1935年秋,杨文波奉省主席龙云之令,到开远、蒙自地区考察兴办农田水利的问题。他于8月20日乘坐火车出发,沿滇越铁路南下抵达蒙自,与蒙自、开远两个县的县长进行了洽谈,说明来意。在两县县长的协助下,杨文波花了三个月时间,走遍了蒙自的大屯坝、蒙自坝、草坝、鸡街坝及倘甸坝,以及开远的开远坝、大庄坝。经过这番详细的实地考察,他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蓝图。回昆明后,他立即写出了《呈复调查开蒙农田水利情形文》,向龙云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龙云亲自接见他,问道:“你认为开蒙地区的农田水利是否可以兴办?”他回答:“可以兴办。”龙云再问:“真的可以兴办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真的可以兴办。”龙云这才欣喜地说:“真可以办, 就由你去办。”一个月后,他便接到开蒙农田水利筹备员的委任令。1936年6月30日,省政府第475次会议决定成立开蒙垦殖局,委任杨文波为局长。垦殖局隶属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全部经费由省经济委员会负责。同年8月16日,开蒙垦殖局在开远大庄坝的新寨村宣告成立,当时租得村民瓦房二十余间,作为办公用房。办公地址后来搬至羊街,再后来又搬至草坝火车站旁。

杨文波还记得当年第一次到草坝考察的情形。

慢腾腾的滇越铁路小火车终于停在了草坝。这是一个四等小站,坐落在坝子犁耙山下。一下火车放眼望去,方圆几十里的草坝,就是一片泽国。西边水洼连片,洪水弥漫;东边靠近铁路一带,则勉强露出了刚被洪水洗刷、浸泡了几个月的荒草。原来,位于蒙自、开远、个旧之间的蒙自坝、大屯坝、草坝、大庄坝,整体属于一个径流封闭区,只有下游大庄坝的三角海一带地势较低。那时正是秋季,雨水连绵不绝,几个坝子的洪水下泄到三角海,只有靠天然溶洞排泄。溶洞排泄不及,三角海容纳不了,便回流到草坝,以致整个草坝洪波万顷。据说有时连坝子边的滇越铁路也被淹没,火车不能通行。到秋末以后,洪水才逐渐落完。但洪水退尽之后的土地干得裂缝横生,没有一滴水,同样不能种植作物,甚至连牲口饮水都没有。整个坝子除了周边高处有些田地和几个村庄,其它都是水草弥漫, 故历来称为草坝。

我不知道杨文波当年看到草坝实况时,内心是失望沮丧还是兴奋激动。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他有信心把这八万亩沼泽治理成一片旱涝保收的良田。

1947年杨文波摄于草坝

现在的蒙自草坝

2021年国庆假期,为了弄清杨文波草坝垦殖的详细情况,我驱车两百多公里,来到了开远、蒙自。

第一站,开远羊街。这里,正位于当年开蒙垦殖局最初的驻地——大庄坝。下了开河高速,按图索骥,几经询问,终于找到了开蒙垦殖局最早的办公楼。这是一幢黄色的两层法式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每个墙角都嵌有宽厚的灰白色条石,一直到房顶,整座建筑给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一楼,一道套石的小拱门边,挂着一块木牌——“开远市羊街社区居民委员会”。门紧闭,只能大致浏览一下外观了。

开蒙农田水利建设,其实是从大庄坝泄洪工程开始的。要除旱涝,开农田,必先治水。杨文波抓住了关键——除水害,兴水利,双管齐下。

除水害关键是排泄洪水,免除洪涝灾害。为排泄大庄坝三角海洪水,杨文波经过实地详细踏勘,召集省内多地泥石工匠,历时三年,将三角海边的黑冲石峡凿开三百多米长的石槽。并在石槽入口处建起一座五孔水泥皮石闸,用木叠梁闸坊人工启闭。然后报请省政府批准,组织蒙自、开远两县民工,每天数千人上工,开挖了龙公河(为纪念龙云支持开蒙水利建设功绩而命名)计24公里,以排泄草坝洪水;疏浚黑水河、沙甸河、倘甸河四十余公里。

要找到三角海就简单了,手机地图打开,由羊街到“三角海水库”也就短短几公里。至于当年的控制性工程“黑冲石峡”的石闸,则一时没有找到。

兴水利则是要修建水库、沟渠,实现坝区的自流灌溉。杨文波通过精心设计,指挥数千民工,开挖了21.9公里长的嘉铭河(龙云为表彰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缪云台而命名),将草坝上游大屯海和长桥海的水通过干渠引入草坝,并修筑大小水渠、排水沟两百多条,使整个草坝成为一个沟渠、阡陌纵横交错的灌溉系统。

在除水害、兴水利的同时,草坝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屯垦战。除附近移民参加外,还接受了卢汉的第一方面军10个营,编成10个大队,总共约四千人参加屯垦。为提高效率,杨文波由香港购进一台美国制的双铧犁拖拉机,每天可开垦30至40亩荒地,这是云南省的第一台拖拉机。草坝开垦的田地共5万余亩,连同原有田地共有约9万亩。其中水田5万余亩,旱地 3万余亩。田地规划整整齐齐,每一坵田均为3亩,田间沟渠布置合理,牛车道四通八达,可以送肥到田,收获进户。昔日荒凉的草坝开始呈现出一派生机。1938年春,第一次在这片处女地上播种稻谷,8月成熟,旗开得胜,喜获丰收。龙云亲自率财政厅长陆崇仁、建设厅长张邦翰、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缪云台等省府要员到草坝视察。看到新建的各项水利设施和丰收的景象,龙云甚为欣慰,对开蒙垦殖局取得的成功大加赞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水利灌溉设施建好了,数万亩良田开垦出来了,可这些田需要有人来耕种啊。云南省政府作出决定,将草坝所有土地由政府收购,开蒙垦殖局统一管理、规划,将草坝原有12个村庄划归一个乡,由杨文波担任乡长。

杨文波开始实施他的新农村建设试验。于是,草坝新增了多个数字村。

新开垦出的田地除本地农民耕种及垦殖局员工家属自种外,尚 有4万余亩空闲。垦殖局决定从外地迁移农民来耕种。为保障移民安居乐业,1939年,开始规划建盖新村,计划建设20个新村。新村建设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房屋造型、占地面积、建筑面积都是一个标准。大村建房32幢,小村16幢,均为二层楼房,两侧还有平房供作厨房、厕所及牲畜房。每家单门独户,互不干扰。无论大村小村,住宅均为平行的前后两排,每排相距12丈。在两排中间,建有中隔一墙、前后两面的平瓦房,前面的归前面的住户使用,后面的归后面的住户使用,用作牲畜厩舍厕所,合计每一户有瓦楼房上下各二间,厨房一间、畜厩一间、厕所一间、菜地四平方丈,空地两平方丈。建盖新村住房的泥木工一部分来自昆明、玉溪、通海,一部分则是从上海雇请来的工人。从1939年至1941年,先后在草坝中部建盖了五、六两村,在东南部建盖了十七、十九两村,在西部大小洛就村与雷公哨之间建盖了一、二两村,在东山脚建了二十村。建好上述村子后,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云南经济委员会资金困难,无力再支付建设新农村的费用,建房计划停止。

随后,云南蚕业新村公司在草坝成立,云南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便乘机与新村公司总经理葛敬中协商,在垦殖局租与新村公司3万亩地上原计划建的一切村子,由新村公司负责出资建盖。葛敬中雇请上海建筑专家及大批技术工人经越南到草坝建房,先后建成了十六村、十三村。又在十六寸村对面公路旁建盖了一所西式招待所,一所医务室,五所西式住宅。到1945年,蚕业新村公司也因抗日战争影响,业务大大收缩,新村房屋建盖终于停了下来。

至此,草坝前后共建成大小新村9个,共建盖房屋1834幢407户。先后招来330户,1735人,分配到新村居住。新建村子的名称按照规划图上的编号顺序称呼,但由于规划没有全部实现,大半村子还没有建成,所以现在草坝有一村、二村……十九村、二十村,但中间的一些村子却没有。

优越的生活条件,吸引着异地农民纷至杳来。新农户迁入时,先由垦殖局借给耕牛一头,谷种五石(相当于500市斤)。之后,可视收成年景分期赔还,对耕种较好的农户还奖励棉布一匹,爆竹一串。1944年4月实行计口授田,每人可分到1至2亩,发给执照。每年的收成交三成给垦殖局,七成归农户。全体农民皆大欢喜。

 

草坝镇富民村委会

继续到草坝,寻找杨文波的足迹。

其实,由羊街驱车往草坝镇政府所在地,也就十来公里。沿着乡村公路、开蒙公路,我已经不知不觉间经过了当年建设的几个新村。草坝镇政府附近的草坝农场,现属于小龙潭矿务局经营管理。蒙自不愧是石榴之乡,整个农场内,大部分地方都种满了石榴树。正是收获季节,树上的果实已经所剩无多,粉色果皮、小碗大小的软籽石榴,颗粒饱满,肉厚核小,晶莹如珠,汁多蜜甜。尝了几粒,忍不住口水,终于买了几公斤装进后备箱。

杨文波旧居还在,法式两层小楼,除了门窗看似更换过,外观一看就是八十年前的原貌。这是杨文波一家在草坝居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他的发妻常氏也于1941年9月在这座楼里病逝。旧居不远处,有草坝农场幼儿园,据相关资料介绍,这里的这一小幢一层平房,就是拆了当年的开蒙垦殖局办公楼翻建的,屋基完全未动,设计格局还隐约看得出当年法式建筑的样子。

驱车草坝的田野间,大大小小的村庄比比皆是。资料记载,开蒙垦殖局当年进行新村建设以前,草坝地区仅有12个自然村,农户1060户,人口7600人。2017年,草坝镇(含周边山区)有15个村委会,46个自然村,总人口4.17万。坝子里估计有二三十个村。

地图显示,坝子中间居然有个“富民村”,我很好奇:这个村名和富民人杨文波有没有关系?于是一路导航过去。进村,第一感觉,干净整洁。一条条平行的“巷道”,都够两辆汽车行驶,边上种着整齐的芒果树,阴凉宁静。透过大门或院墙,家家户户的都有一幢青砖青瓦房,墙面、屋顶颜色式样完全一致。有的院里,瓦房旁边还新建了一幢洋房。询问了路边一位老人,说这个村名是后来才有的,老一辈都叫“六村”。看来,和富民县没有关系。不过,却是杨文波和开蒙垦殖局新建的新农村之一。再查阅地图,果真,村中主路左边是“富民村”,右边还显示“六村”。

其实也不奇怪,沿路两边的村子,大多可见整齐的青瓦房。我想,这应该也是沿袭了当年新村建设中的统一规划。可以说,除了政府所在地,现在草坝的大多数村庄,都还留着杨文波的影子。

驱车前往碧色寨,草坝东南端的开蒙公路边,赫然立着一块路牌——草坝十七村。一条几近干涸的小河,河上一座几米宽的小桥,小桥边绿竹青葱,一块三米多高的青石上,刻着“草坝镇十七村”黄色大字。这小河,正是当年杨文波排除水患时疏挖的黑水河。估计不远处的黑水洞现在已经没有洪水涌出了吧?一条水泥路通向右边的田野,沿路进去不远,就是十七村。这里,还留有两排当年新村建设的青瓦房。整整80年了,这些老房子仍然站在笔直的村道边,青灰的瓦片默默述说着岁月。

现在看来,北京大学毕业的杨文波具有极富理想化的乡村改良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当年的草坝已经具备了新农村的雏形——不但居有其家,耕有其田,而且还设有教育处,开办了十二所小学;有医务处,医疗设施、医生护士齐备;为激励农户发展生产,开办了农村贷款;制定了农工训练及福利设施计划,开展农工思想、识字、技术等培训。垦殖局还开展了水稻、木棉、烤烟、甘蔗等农作物的试验示范与种植,以及农业机械试验,大力开展较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随后成立的蚕业新村公司,还从外省引进种植了上万亩桑树,奠定了云南蚕桑业的基础。

大洛就村边,有一所“明德小学”。假期,校门紧闭。学校历史、得名也无从查考,但我估计,联系杨文波曾参与明德中学的创建并任第一任校长,这所小学应该是开蒙垦殖局当年开办的小学校之一。

草坝镇十七村

城子清真寺

远远看见一座清真寺,高大的绿色穹顶在艳阳下煜煜生辉。好奇地驱车过去。到了近前,门牌上有“城子清真寺”字样。一位回族老人在大门旁边树荫下坐着。我贸然上前去攀谈起来。

“老人家,请问这是你们村的清真寺吗?建了多少年了?”

“额。大概三十多年了吧?我年轻时候就有的了。”

“你们祖上就在这个村吗?还是从其他地方搬来的?”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不过老一辈是解放前就从开远那边搬过来了。”

“那么老人家您有没有听说过杨文波?”

老人家很吃惊:“你怎么会知道杨文波?听说过啊。老辈人经常说起他。我们草坝这些田都是他带人开出来的,这些村子以前那些老房子包括学校都是他建起来的。他可是我们草坝的大功臣呢!哦,他还是我们回族人。”

“老人家,我可不可以进去寺里参观一下?”

谢过那位老人家,我进到了清真寺院子里。喇叭里正在播送着经文,有三三两两的回民走过,陆续进入主楼二楼。楼前有一根旗杆,国旗软踏踏地垂着。我以清真寺和国旗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一个姑娘见状,走过来问:“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拍这个干什么?”

我:“我来寻访你们草坝一位名人杨文波,顺便进来看看。没打扰你们吧?”

姑娘:“你要找人么直接去她家找就行了。来这里拍照片干什么?”

“哦,那个名人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把手机照片递给她:“你看看,这张照片多好。今天正好是国庆节,蓝天白云下,肃穆的清真寺前,鲜艳的五星红旗。正可以体现你们爱国爱教的寓意呢!”

姑娘笑了一下,转身走了:“没事么出去了,过一下我们里面有活动。”

除了稻田和蔬菜大棚,草坝的田野上还有另一种景观——成片种植的绿油油的桑树。不高的桑树成排成行,枝叶繁茂,叶片如手掌一般大。十六村附近,还有两家独特的单位——云南省农科院蚕桑蜜蜂研究所和云南省农科院家蚕原种场。这两个单位也大有来历,它们都是1939年成立的云南蚕业新村股份有限公司的基业。而杨文波,也是蚕业新村公司的副总经理。当年草坝的蚕桑业传统,八十多年一直延续了下来。

其实,杨文波在草坝进行水利建设和垦殖,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离草坝十七村不过两三里地的小车站碧色寨,虽隶属于草坝镇,但但现在已经红遍全国。碧色寨好像没有杨文波的传说。不过,这里与草坝大地主周伯斋和前任乡长杜安定有关。为了草坝水害整治和水利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云南省政府作出决定,将草坝全部土地由政府收购,交由开蒙垦殖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开垦。这当然会触犯了地主富绅的利益。于是,他们千方百计抵制土地收购工作。拥有土地最多的周伯斋抵制不过,于是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闹事,指使时任乡长杜安定派出爪牙持枪威胁到开蒙垦殖局做工的农民,不许他们到垦殖局参加劳动。1941年夏天,蒙自县长刘珍以开会为名,安排县党部书记长王文正通知杜安定到碧色寨,然后把杜安定逮捕,以匪徒抢劫伤人为名把他当场枪毙。

站在碧色寨高处俯瞰蒙自坝子,宽阔的长桥海、大屯海一碧万顷,把不远处高楼鳞次栉比的蒙自城,映衬得更加秀丽。这两个湖泊,现在仍然像八十年前一样,是草坝的灌溉水源地。

 

在草坝,杨文波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万亩田畴上,除了他的旧居和那些村庄的名字,那些几近干涸的小河畔,那些平直的村道上,那些金黄的稻田中,那些绿油油的桑叶上,都还留存着它的名字。

他,早已经把名字刻在了草坝的田野。

 

新中国成立,云南和平解放。离开了草坝的杨文波,结束了他近14年的开蒙垦殖事业。他被送到昆明西山的西南革大学习,次年3月毕业后,到省农林厅牧垦科担任副科长,又回到了他喜爱的农垦战线。可好景不长,1951年秋,云南土地改革开始,杨文波在昆明家中被捕,被押送到家乡富民县关押,接受审讯。第二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投入嵩明县嘉丽泽农场劳动改造。1956年3月被提前释放回家。

造化弄人,命途多舛。半辈子致力于农业水利的杨文波,66岁出狱后却陷入了困顿。没有了住所,只有勉强租了一间房子全家人挤着。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但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儿子在上学,全家人仅靠妻子在家替人缝补衣服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好在两个女儿偶尔接济一下,还勉强可以度日。为了生计,杨文波不得不到顺城街的伙食团做临时工,既可以混饱肚子,又可以获得少许收入添补家用。

1962年,72岁的他被安排到云南文史研究馆担任馆员。在此期间,他回顾总结了开蒙垦殖局的工作经历,撰写了《兴办开蒙农田水利垦殖事业纪要》,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1979年,杨文波在昆明家中辞世,享年89岁。

就在杨文波去世前几个月,他的老上司缪云台放弃了美国国籍回到祖国,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我想,如果缪云台早些回国,可能杨文波的晚年境遇也不至于这么悲凉。不过,这种如果,恐怕也不可能。假设缪云台不移居国外,或早些回国,可能他也自身难保呢。

现在的蒙自草坝

纵观杨文波的一生,可谓是心系苍生。时势弄人,一个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硬是变成了一个“农民”。这既与他所担任的职务——省垣附近农田水利工程处处长——有关,也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有关。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识中,农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他们这种思想,既有传统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思想根源,也有新一代知识青年勇于担当的一面。所以,从杨文波的草坝新村建设试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主题乡村建设的影子。

但是,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定义杨文波在草坝的身份,他应该是一个省级机关干部兼国有企业负责人,又兼任了地方政府官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旧官员兼资本家这样一种特殊身份,被打倒、批判、改造,这是必然的。

好在,他的功绩,有草坝的田野作证,有百姓的口碑记载。当然,也有家乡的父老乡亲作证。

1937年,杨文波(右,中立者)在草坝黑冲泄洪渠工地

蒙自草坝现状

蒙自草坝(2021年10月1日)

今年8月,我再次走进三村。

当年翻越三村对面大浪山罗鬼岭的川滇古道,已被一个度假区代替。登高俯瞰,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静卧在对面山脚,大营河、G5京昆高速穿越小坝子,给山村带来了一些喧嚣。高速路两边,鲜花大棚、园林苗圃比比皆是。村后,青山依旧翠绿。由昆禄公路拐进村道,一两百米就到了村口。一位老人家坐在村口石阶上,抚着小烟锅,悠闲地吸着老草烟。

我恭恭敬敬地递上一支烟,开始了闲聊:“大爷,您好!请问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86了。”“哦,您老身体很硬朗呢!请问您知道你们村里杨文波的事吗?”“知道啊。他可是我们村甚至富民县的名人。不过我比他晚出生四十来年,也都是听老一辈人说起的。他和他们杨家为村里做了许多好事,村前的道路桥梁、灌溉沟渠,村里的清真寺等等,都是他家出钱带人修的。”“那他家还有后人在村里吗?”“有。他的子孙都在外面,但村里还有他的侄孙子女。喏,刚刚过去那个就是他侄孙子媳妇。”“好的,谢谢大爷!我想去看看清真寺和他父亲的坟墓。”

辞别老人家,我信步村里。这个小小的山村,满眼都是新建的洋楼,透着一种现代气息。

穿过村道,来到了村里的清真寺前。杨文波的父亲杨蓬仙本是滇西回族,先辈信仰伊斯兰教,他流落富民三村后虽做了汉族之子,但一直不忘自己的信仰。为感激富民继父母的收养抚育之恩,当他们去世后,他按照汉族习俗诵经厚葬。随后就举家归信伊斯兰教,并让二儿子还宗姓马。1937年,杨蓬仙开始在村中兴建一所小型清真寺。1940年他病逝后,杨文波继承父亲遗志,把三村清真寺修建完成。他们希望后辈继承先人信仰,永不忘本。

如今,建于80年前的这座小清真寺,已同杨蓬仙墓一起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相关部门出资整修一新。

兴建清真寺,只是杨蓬仙所作善事的一桩。村北,我在沟渠上方几棵大树下找到了杨蓬仙墓地。

富民县三村清真寺——杨文波父子建于20世纪四十年代

      走进腾冲和顺古镇,在众多宗祠中,李氏宗祠是不可错过的一座老宅院。李氏宗祠始建于1920年,宗祠坐落于水碓村与刘氏宗祠之间,占地约四千平方米,背倚山坡,面向来凤山,依山势而建,雄伟壮观。由正殿、两厢楼、二门、前天井、大门及两月宫门组成。以布局宏伟、地势高峻、视野宽阔、风景优美而著称。

      李氏宗祠的始建者,为中国民主革命家、学者,辛亥革命及护国战争元老李曰垓先生,即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父亲。

      李曰垓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曾参与领导过辛亥滇南起义,在护国战争中,曾长期参与军中重要决策,也是一位亲身躬耕于云南边疆治理大业的有识之士,更是一位文武兼备的“通才”。云南“重九首义”,担任护国第一军秘书长的李曰垓,就以一篇义正辞严、文采飞扬的《讨袁檄文》,为海内所传颂,被章太炎誉为“天南一枝笔”。终其一生,曾著述诗文多卷。

      少为人知的是,位于昆明北部的富民县,至今仍留存着李曰垓先生的一篇文章——《富民杨蓬仙先生墓表》。这是1940年,李曰垓先生为富民县三村乡绅杨联阚(字蓬仙)书写的墓表。

      杨联阚(1865~1940),字蓬仙,云南省富民县三村乡绅。出生于滇西蒙化(今巍山、南涧一带),幼年家庭遭难,被辗转贩卖到了富民县三村杨姓家庭。成年后的杨蓬仙先生,不忘三村父老恩情,致力于乡村建设公益事业,深得乡里好评。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二十八日,杨蓬仙先生去世,应先生长子杨文波(字士敏)邀请,时任云南省政府高等顾问、前云南第一殖边督办的李曰垓先生,虽抱病不能执笔,仍欣然应允,口授大意,命儿子写下了这篇墓表。

杨蓬仙墓旧景

      李曰垓先生撰写的《富民杨蓬仙先生墓表》,凡一千余字,刻在墓前墨石制作的墓表上。文章除简述杨蓬仙先生的生平外,尤其列举了他在家乡教育复兴、农田水利、植树造林、实业首倡、交通建设、平匪护乡、排解诉讼等七方面的义举,并且高度赞扬了杨蓬仙先生“立身行己,艰苦卓越,不能以天下为己任,则为善于一方”的高贵品质。

      全文如下。

富民杨蓬仙先生墓表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士君子,立身行己,艰苦卓越,不能以天下为己任,则为善于一方。凡所以兴利除弊,福群利物者,摩顶启踵,尽其在我,此固宗教家之精神。

      吾不能无述于蓬仙先生。按先生讳联阚,蓬仙其字。蒙化云拔马公第三子,历世为清真望族。幼遭世乱,父兄皆遇难,先生被劫鬻,辗转至富民三村。杨公价收育以为子,因姓杨。先是杨公夫妇,生子女数人,皆不存,既得先生,视如己出。未几,杨公率力耕奉母,母为娶夫人李氏,事姑孝,家庭之中,怡怡如也。越二年,母太夫人去世,夫妇举丧尽哀,延僧讽荐,如俗礼,旋修造杨氏祖宗坟墓,振兴杨氏家业。盖先生以清真教裔,寄身杨氏,感杨氏恩,终杨氏事,权于处变,立厚立身,后之必昌,有由来矣。杨氏之事既毕,乃复归其信仰,崇奉清真教如初,所谓不忘其本者也。

      先生毕生事业,其可得而记载者,厥有七端。复兴教育,于乱世之后,使三村子弟不致失学,一也。开沟渎,兴水利,垦荒地,种杂粮,以益三村民食,二也。广为造林,培植风景木材,三也。筹设砖瓦、锯木榨油等厂,提高生产,四也。滇川大道,经由富民之碧嶂山陟,越峻岭,陡险而僻,旅客苦之。先生高祖杨中立公另辟新路于山腰,避险就夷,仍不免于绕越。及先生之身,乃引路沿山脚行,自勘测以至开凿,一身任其劳役。经费不继,则解私囊以资之。任重而力薄,故时作时辍,历十余年,始告成功,路无绕越,人利便利,政府嘉赍匾额褒扬,五也。民五(民国五年,即1916年)以后,几十年间,富民及其邻封各县,盗匪出没,截劫行商。先生每闻警报,即率壮丁往剿,居则设法劝抚匪众,恩威并用,萑苻肃清,政府特给金银色梅花奖章各一枚,以赍有功,六也。先生尝为绅首,遇有争讼,辄为排解,辨其曲直,以达有司,讼者悦服,咸为矜仰,七也。先生秉性刚直,凛然正气,一言一行,略无假借。是以处于乡,一乡称善,以教儿女,儿女成名,既兴其家,复利人群,先生其不朽矣。

      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月二十八日,以寿终于富民原籍,距生于前清同治四年(1865)九月九日,享年七十有六。子三:士敏、士勉、士恒。士敏,历任云南成德中学校长、云南联合师范学校校长、云南全省教育经费管理局局长、开蒙区垦殖局局长等职。士勉、士恒,从事农工商业。女三,均适人。士敏昆玉,既以清真教礼,葬先生于村北丹崖之原,将建莹墓,来书请铭。余病中不能执笔,高先生之德行,欣士敏垦殖之成就,知其有所由来,安得无文,以表先生之墓。爰口援大意,命儿子生庄笔之如此。

      云南省政府高等顾问、前云南第一殖边督办李曰垓敬撰。

      这是一座典型的回族样式墓地,为杨蓬仙夫妻合葬墓。正方形,长宽均为三米左右,高近两米。正面两块方形的墓碑,刻有夫妻名讳,墓碑外侧还刻有当时省政府主席龙云的隶书题联:“力靖萑苻功垂弈世;庭栽兰桂泽及后昆。” 墓右壁的墨石上,就是李曰垓先生撰写的《富民杨蓬仙先生墓表》。墓左壁墨石上,还刻着当时的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云南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题写的《蓬仙先生诔文》,为四言韵文,近三百字。

李曰垓题《杨蓬仙先生墓表》

      怜子如何不丈夫。父亲杨蓬仙去世时,杨文波正在昆明马料河抽水站建设工地。当时13岁的长子杨信之也重病在床。深夜听闻父亲病逝,杨文波星夜赶回。刚把父亲安葬好,仍沉浸在悲痛中的杨文波,又听到了儿子夭折的噩耗。白发人送黑发人,不禁悲从中来,一月后亲自写下了一篇饱蘸深情的悼文《杨信之墓志铭》:

      长男信之,生于民国十七年三月一日子时,以二十九年十月二日卒于昆明南乡水利工程处,得年十三岁。冲龄殇逝,迅等电灭,于国于家未及建树,何足志墓以容山石?不过此子一生在短促过程中,虽未实现人生之目的与需要,而于过去言行居处间,似已了然人生之途径。数月来,回环胸中,未能顷刻相忘者,乃不避繁琐,拉杂书之,聊以自慰。

      信之幼时,与常儿同,身体且强健。五岁入忠爱小学幼稚园,次年升初级小学。九岁毕业,考入昆华小学。十一岁升中法大学附中。家中所得日费,尽购儿童图籍,暇则执卷阅览。与儿童游戏,为组织儿童救世军,众推为总指挥,虽梃枪竹马,气象别具。又结同学数人,乘滇越车,欲远出狩猎,为管车人阻回。迩虽近戏,其志趣已奇矣。平居沉默寡言,擅音乐图画,常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以自勉。以空袭紧张,医治时病殁。将遗骸运回原籍,侍葬于其祖父墓侧。时距其祖父病殁后之第五日也。为之铭曰:

      生为杨氏裔,没永杨氏恩。百里归葬尔祖侧,其善待之!白云冉冉,流水澌澌!将春巳时。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生父杨士敏述并立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1946年杨文波带着两个孩子(右为五儿,左为六儿)摄于蒙自草坝居所客厅外。

回首小村。我想,也许是三村的山灵水秀,哺育了杨文波这样爱国爱民的赤子。但也可以说是三村百姓的淳朴善良,已根植于杨蓬仙父子的内心。三村还有另外一件县级文物——村里的镇水庵内,有一通《帮贴约保賩会碑记》,记述了清朝时期,村里民众集资筹建公益事业基金,用于缴付各级徭役和帮扶贫困户。这种阖村各族民众团结互助、热心公益的风尚,古代需要,近代需要,现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需要。

 

后记:

今年9月5日,蒙自草坝的袁隆平杂交水稻“超优千号”示范基地收割稻谷,现场测产结果显示,101亩水稻平均亩产1107.5千克,实现了连续四年亩产超1100千克。

此文初稿发布于富民本地某平台后,有杨文波先生后人托朋友联系到我,邀约小聚,共同聊聊先生往事。来人自我介绍,原来是杨文波先生的侄孙女夫妇。据介绍,今年六月,杨氏宗族合力整修了杨蓬仙墓地;八月,家族数十人齐聚三村,祭奠曾祖父母。据说,杨文波的子侄辈乃至孙辈,大多从事教育、科研工作。

杨蓬仙、杨文波若灵魂有知,应该会为这些喜讯而欣慰的。

三村镇水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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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30日 17:32

谢小鱼 6 1

拜读黑马老师大作

08月18日 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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