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住在麻雀铺的赤脚医生果然如妈妈说的那样，准时来村里了。
但我们背地里都叫他“杨拐子”，他其实不瘸也不拐，为啥得了这绰号，还真追究不出来。一个打趣，就给人起个野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杨拐子家里就是简陋的诊所：墙边靠一个敞开的玻璃柜，柜子里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看不懂的药。他也频繁出诊，提供上门服务。哪个老人不舒服了，派年轻人出村告知他，他快快地就来了。小孩子要打的疫苗，也都由他负责。
你看他单肩挎着个药箱，经过稻田间蜿蜒的小路，径直走了上来。我们小孩子看到他都怕——哪个小孩没受过他的针？生疼得很。
这一回来，不是打针，是定期给大家吃打蛔虫的药。这更加可怕！

不一会儿，村口响起了炉匠师傅的吆喝：“炉鼎锅咯——”
炉匠师傅是过路客，来得往往不定时，也不相熟。
爸爸对妈妈说：“那个猪食鼎锅底底有个口子，找出来补一补。”妈妈在厕屋的各种坛坛罐罐鼎鼎中端出来那锅。很久没用，锅里结了残破的蜘蛛网。妈妈简单擦拭一番，就等着炉匠师傅的声音在我们村组响起。
炉匠师傅的声音响亮得很，当他的声音消失了时，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揽活儿了，并在一处生起了火，架开了行当。当他的声音又响起时，就是他的活儿干完了，寻找下一个拦他的人家。
我家所在的地方，是早年地主留下的四合院，院子中间是块坪地。适合各种展开各种活儿。
因为生火，我们常常被教育不能靠近，关于补锅的过程，我竟毫无印象。
但对于陶瓷脸盆烂了一个小洞这种问题，我也有“祖传”的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撕一块塑料胶袋，塞进那小洞，用打火机点燃一边，等燃到底的时候，吹灭。用手指沾一点水防烫，快速地盖上去。另一边重复同样的动作，洞就短暂地堵住了。
炉匠师傅补的锅，却不是短暂的工程。有的锅经他一补，就用到了直到被新生代的锅全部替代。

日上三竿时，阉匠师傅坐到了院子里。
他姓李，我们就叫他李师傅。李师傅也杀猪，但他的主打业务是阉鸡。
摆一根长木凳，他坐在一头，摆出工具包，掏出刀、撑杆、小勺子。妈妈把扑棱着的公鸡递给他，他熟练地将鸡的两只翅膀交替一夹，侧放在凳子另一头，鸡的翅膀就动弹不了了，剩两只脚还在作最后的挣扎。李师傅用一只脚轻踩固定住鸡脚，手术就开始了。
他在鸡的侧腹上拔掉一绺碎毛，握刀轻轻一划，用小撑杆将刀口撑开，再用小勺子掏出鸡子，丝滑地一割，手术就完成了。一气呵成，公鸡都一声不吭。
李师傅在给鸡施行手术的时候，往往一边手脚忙碌着，一边唠着闲话，不时爽朗大笑。好像那手术，他闭着眼睛也能完成。

篾匠师傅，干的是细工活。能将粗大的竹子削成薄薄的长条片，然后巧手编织，根据你的需求定制，做成一个个筛子、竹篓、箩筐、粪箕，所有你能想到的竹制品。

团匠师傅，也叫圆桶师傅，专门负责制作木桶一类的器具，大大小小皆可，随主要求。我小的时候，就常常被忙碌的大人，放在一个瘦瘦高高的圆桶中，塞一个糍粑，便自己抠抠吃吃度过半天。
这种桶类的东西，很耐用，每家打制一次，能管很多年。所以团匠师傅也是过路客，可遇不可求。
相比之下，同属一个门派的木匠师傅就广被需求。
但凡谁家建房子，打家具，木匠师傅就定要门上客。因为需求多，从事这个行当的人也多，竞争也大。
我的邻居元爷爷，就是早期的木匠。他有时被邀外出做工，有时在家开工。他有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刨刀。将一块木头固定住，双手握住刨刀的两侧耳朵，前后摆开双腿，顺势用力，刨刀就刨出了木花，一卷一卷，也是我们偶尔聊以娱乐的玩意。
元爷爷过世得早，他的木工我已不甚记得，倒是他常常吓唬我们的话：“割下你的耳朵下酒吃。”至今还犹在耳。他一边说一边作势要来捏你耳朵的模样，我竟也还记得。

傍晚，剃匠师傅袁师傅在我的邻居家用了“工作餐”后，就又投入到他的工作中了。
他中等偏瘦的身材，厚而下拉的下嘴唇，仿佛承受了过多的地球引力，很不情愿地趴在他那张长长的脸上。
袁师傅随身背着一个大木箱，箱子扁扁的，打开来看，梳子、剃刀、海绵、剪刀等各样小工具整整齐齐。
他也在庭院中摆根长凳，待需要理发的人坐上去，他甩开一张大白布，像所有理发师那样。那白布每天不知道被甩多少次，旧了，有破洞了，但依然透着一股干净气息。他的客人，是男人和小孩。小时候一头稀疏黄毛的我，也被他剃过光头。
袁师傅每个月定期进村提供上门服务，每年按人头收费，到后来最贵的时候，是8元钱一年每人。大家自觉地轮流承担他的“工作餐”。下一回来，就该在我们家用餐了，那时，妈妈会叫我们姐弟中的其中一个，沿着村前的农田小路，走到2公里外的麻雀铺的肉档，买上二三两小肉，热情款待。

肉档是屠匠师傅开的。村里的屠匠师傅有好几个，但都只负责杀猪，不做猪肉生意。
开张肉档的只有一人，我叫他光复叔叔。
光复叔叔很年轻的时候，就习得了杀猪的技艺。后来，他就以此为生。
谁家需要杀猪卖肉，往往会提前和他约好时间。为了赶上清晨能够摆摊开卖，他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就挑着箩筐出门，框里装着屠宰工具和一杆秤。走过门前屋后，一路的狗吠热烈地招呼着他。
伴着猪的呜叫，一番手忙脚乱和热气腾腾之后，猪身一分为二，盛在两个箩筐中。光复叔叔就踩着微露的晨曦，负着嘎吱嘎吱响的担子，往他的肉档而去了。
他回家的时间，由猪肉售卖的速度决定。他的肉档似乎从未空过。生意忙的季节里，跟他的约定需要候上一两个星期——等待被杀的猪排成了长队。生意淡的季节，也不知道他想的什么办法，他总能有猪肉售卖。
每次，当我越过农田，越过马路，走到他的肉档前，怯生生地告诉他我要买二三两肉时，他都会问：“今天你屋里谁来做客了？”

炉匠、篾匠、团匠是最早消失的。他们随着锅的更新换代及塑料盆器的遍地开花，悄没声息地，就迅速匿了身影。木匠至今还是有的，只是他们更多地活动在家具工厂或装修队中，不再是村里的游走侠和座上客。
杨拐子自己是个医生，却也没能阻止癌症对自己的侵袭。六十来岁的时候，他和身上的癌症同归于尽。值得一说的是，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医生，开了一个私人诊所。
李师傅的阉割技艺，随着人们越过孵小鸡、养小鸡的过程，而直接采购长大的鸡加以喂养后，就再无用武之地了。他后来加入了道士的队伍，时常在过世的老人的葬礼法事上负责吹唢呐。
袁师傅去世了，最后一个剃匠师傅就消失了。他一直给附近两三个村的人理发，并广受尊敬。随着我爷爷辈的人一个个离世，他的生意也原来越冷清，直至完全“失业”。
光复叔叔的肉档随着镇上的农贸市场开张以后，就撤掉了。迈入耳顺之年的他，享受在家含饴弄孙的欢愉与烦恼。他的身份，不再是屠匠师傅。
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中，我们猝不及防地，就进入了下一站。有的人下了车，有的人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