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讲述：昆明文明新街片区内的“马家大院与马氏家族”

昆明市景星街136号，或者说原小银柜巷7号（现已封闭），有一座“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的大宅院（因该大院开有两道门，一道门的位置在景星街，一道门的位置在小银柜巷，故有两个门牌）。这座当时十分豪华，如今也十分引人注目的大院，建筑面积有1143平方米，是民国年间滇军将领马氏三兄弟于1923年建造的。由于该大院的原主人姓马，故称为“马家大院”。由于马家大院庭院宽敞、建筑精良、雕刻精美、结构复杂、住过名人、保护完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2001年度文化遗产保护奖。（见2001年12月17日《滇池晨报》）

笔者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发现马家大院还是一座结构与布局十分奇特的大院。若大院的大门在该院的东南角，是标注为景星街136号的那道门，正房是坐北朝南的那一幢，那么正房正中堂屋的后墙就绝对不应该开这道标注为小银柜巷7号的后门。如果马家大院不在这个最重要的位置开后门，马家大院便是一座坐北朝南、拥有青龙门（东南角是开住宅大门的最佳位置，在这个位置开的大门称为青龙门），最符合中国建筑风水学说的“坎宅”。若大院的大门在该院的北面，即标注有小银柜巷7号的那道门，那么开有大门的那幢坐北朝南的房屋便是倒座（云南传统民居建筑没有在正房堂屋后墙正中开大门的实例，只兴在倒座的正中开大门。昆明“一颗印”式民居就是在倒座正中开大门的。），整座院落便是坐南朝北的倒向房。建造房屋的马氏三兄弟是有文化、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军界要员，他们不可能不懂得建造房屋的一般规矩，不可能不讲究住宅建筑的风水，因此也不大可能糊涂地建造如此违反常理的大院的。故我怀疑位于北面的这道大门或后门是大院易主以后，不懂得建筑风水的人乱开的。现开在小银柜巷7号的北门已完全封闭，采用相同老青砖砌严实，纠正了影响建筑风水的错误。

建造马家大院的马鉁、马锳、马崟三兄弟，乃云南浪穹县（今洱源县）大果村望族马金墀的儿子。大果村马氏家族的先祖本是应天府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人，明初迁徙到河南的南阳府。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马氏先祖的后人马合牟入滇为浪穹县主簿，以后便定居于浪穹县大果村，成为马氏家族在浪穹县的一世祖。马合牟的后代们在当地都是有脸面的人物，有的考中过举人，担任过知县一级的官员；有的虽没中举，或没当官，但也是村中少有的文化人。马家传到第12代马斯才时，这位被清廷诰封奉直大夫乡饮公宾的马斯才，生有三个儿子：马汝谦、马汝诚、马汝鑫。作为长子的马汝谦也生有三个儿子：马秉乾（后改名马金墀）、马秉坤、马秉萃（后改名马金圻）。其中又以长子马金墀最有出息。

马金墀（1860～1953），字直坡，原名马秉乾，考中举人以后改名马金墀。马金墀自幼聪明好学且悟性很高，9岁时不幸丧父，靠舅父等亲人抚养，12岁时便考中了秀才。19岁时，又考中了光绪五年（1879年）己卯科举人。马金墀考秀才、举人时虽然十分顺利，考进士却屡试不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欣逢朝廷大挑。清代规定：凡各省举人，四次考进士不中者，若不继续考进士，可到朝廷接受大挑（类似于面试），挑中者分为一二两等。挑列为一等者，以知县签分到各省补用；挑列为二等者，回原省担任教职。这次朝廷大挑，马金墀被列为二等，回省到蒙自县担任教谕（相当于如今的县教育局局长）。此后，马金墀先后在蒙自、建水、文山、广南等地任教，培养了许多人才。1925年，马金墀的长子马鉁担任昆明市政公所督办（相当于市长），而两年前便在景星街（此地原为清代的粮储道衙门，1919年衙门被拆除，空地卖给买主盖房屋）建造的房屋早已峻工，马鉁便将马金墀接到新建的大院内和他同住。据马金墀的孙子、马鉁的幼子马荣柱先生回忆：“大院建成以后，北面正房，楼上是供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和福禄寿三星的佛堂；楼下中间为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南面二楼为客厅，满墙挂满军政要人敬送的贺联、祝词、匾额，以及袁嘉谷、陈荣昌等名家的字画。祖父马金墀偕祖母住二楼正屋东侧。父亲马鉁和母亲住西侧。二叔马锳……三叔马崟……他们都生活在马家大院”（《春城晚报》2001年11月17日，马荣柱《马家大院》。马荣柱的这篇文章也说明当时的马家大院，“楼下中间为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即没有开门）。

1949年，马金墀跟随长子马鉁到香港。1953年，马金墀病逝于香港，享年93岁。马金墀的一生乐善好施，关心赞助家乡的建设，常年资助浪穹县（1913年改称洱源县）的旅昆学生。他还把大批图书如《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等，送给浪穹的学校。1945年捐资在大果村建造“培桂堂”。培桂堂建成后，又捐资一百万元作为培桂堂的基金，以资助村内贫苦人家的子弟入学读书。马金墀一生写作有很多的诗词、楹联。如在香港期间写的七言绝句《清明》：“又届清明扫墓时，思家不觉梦魂驰。先人坵垅知无恙，遥望松楸奠酒扈。”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深深思念。

马鉁（1885～1963），字少坡，少时在老家大果村读私塾，后在大理师范读书。宣统元年（1909年）秋，尚未毕业的马鉁得知朝廷决定在云南创办讲武堂，培养新式武备人才的消息，便立即从大理赶到昆明报考，结果被录取到丙班。丙班共有三百多名学生，与马鉁同班的学生有朱德、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卢焘、李雁宾等人。马鉁与朱德、范石生等人一样，都具有反清思想，入学不久便加入了同盟会。丙班原定学制两年半，后来因为新军急需补充下级军官，讲武堂又开办特别班（亦称附班），以提前分科毕业，但录取的仅有胡瑛、杨蓁、杨士斌、李应恒、祝鸿基等二十七人，难以编队，遂由丙班中择优补充为百人，朱德、朱培德、范石生、马鉁等人就被提升入特别班加强训练而提前八个月毕业。马鉁毕业后，参加了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九日爆发于昆明的“重九起义”。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称皇帝，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护国。护国军共编为三个军，第一军由蔡锷率领征战四川，第二军由李烈钧率领征战广西，第三军由云南督军唐继尧兼任，坐镇云南。马鉁属第三军归混成旅长马骢指挥，担任第五团团长驻防昭通。

民国六年（1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他蔑视国会搞假共和真独裁。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军政府，号召开展护法斗争。唐继尧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发出了“护法通电”，谴责段祺瑞“以复辟儿戏之事，冒为奇迹”，宣布“不承认非法内阁之命令，自行戡定川乱”（段祺瑞反对唐继尧插足四川）。接着，唐继尧便组织靖国军出兵四川，攻打四川督军刘存厚。马鉁跟随马骢部入川，率陆军第五团与川军战于仁寿、自流井一带。靖国战争结束后，黎元洪大总统明令补授马鉁上校官衔并授予他四等文虎勋章，以奖励其护法有功。

民国九年（1920年），马鉁经唐继尧保送，赴日本陆军青山第一联队留学见习两年。1921年2月，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因与唐继尧出兵四川有分歧，突然率军返回昆明并把唐继尧赶下台，唐继尧只好流亡于香港。1922年1月，马鉁从日本回到昆明。顾品珍怀疑马鉁回昆明是充当唐继尧的内应，便将他逮捕关押，后经查明马鉁与唐继尧无联系才被释放。几个月后，唐继尧打败顾品珍，顾品珍在路南天生关不远的鹅毛寨被吴学显所属的黄诚伯部袭击阵亡，唐继尧又重新主政。重新主政的唐继尧委任马鉁为上校参谋。不久又调升马鉁到第五军龙云部任少将参谋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马鉁被委任为昆明市政公所督办。1927年8月13日，龙云掌握云南政权，第二年龙云改昆明市政公所为昆明市政府，任命马鉁为首任市长。马鉁任昆明市政公所督办和市长时，各种规章制度还处于草创时期，市政建设更是刚刚起步，再加上蒋介石叛变革命，内战之灾也波及云南。有十多万人口的昆明民生凋敝、困难重重。马鉁本着廉洁奉公的精神，根据轻重缓急又统筹兼顾地开始了昆明的各项建设。1926年9月，修通了小西门至碧鸡关全长15公里的公路。向美国购买了一辆货车，向法国购买了两辆“恒诺”轿车，10月举行通车典礼。昆明出现了第一条公路，第一次出现汽车。在教育方面，云南省由于连年战争，财政十分拮据，1923年省级教育经费每年只有三四十万元，还达不到民国初年的水准。1926年云南全省自然灾害严重，再加上其他原因，财政情况再度恶化，教育经费再次被消减了二成，使教育界元气大伤。马鉁所领导的市政府，尽管在办学方面困难重重，但马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在兴办学校，使适龄儿童入学率有所增加。如市政府在东寺塔附近的羊神庙新办小学一所，在云津东街崇善巷新开办民国小学男女生各一班；又倡导两广会馆新办粤侨公学等，使学生在校人数大幅度提高。原来就有的学校，有的校舍狭窄、周边环境太恶劣。如云津市场（今崇善街一带）有一个集园，是昆明当时的娼妓集中活动的场所。有不少家长反映这里的一所小学校门与集园大门相冲，小学生出入学校可能会受到不良影响。有的家长建议学校另择地址搬迁，有的建议关闭集园。意见反映到市政府，因另择学校地址，一时难以办到；而集园却是省政府有令“不得滋扰”的地方。马鉁毅然决定，堵住集园通往崇善街的大门，避开学校从另外一个位置开门，保护好小学生使他们免受周边不良环境的毒害。民国年间，云南省学业成绩考试委员会于每年的12月份，都要在云南教育会大会场（今长春路西口盘龙区公安局）举行考试。而当时的四牌坊（长春路西口）有个天然茶楼，每天请来戏曲爱好者或专业演员在茶楼唱戏，锣鼓声响成一片，好远都能够听得见。以董泽先生为首的省学业成绩考试委员会向市政府提出：“茶楼戏曲声波颇为喧闹，考试期间最易扰乱学生思路”。马鉁听到以上反映后，立即指示警察署通知天然茶楼，在省学业成绩考试委员会组织考试期间，全部停止演唱，以保证考试顺利进行。在市民的文化生活方面，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昆明，市民的文化生活不但很单调，而且还存在着许多应该完善和改进的地方。马鉁担任市长期间，与有关方面及名人、学士商议，决定以茶花作为昆明市市花，并邀请著名文人“聚集赏花，吟诗成集，刊行于世”。那时的昆明，有一些不法商贩销售淫秽书刊，还有一些无业游民在公共场所“陈列畸形残废儿童”，借此牟利。这些不良现象，市政府都训令取缔，在6109号训令中特别指出：“不得陈列畸形儿童，不准出售诲淫书刊，以使吾滇青年，德行不为其败坏，而于世道人心亦有裨益。”戏院、茶馆更是鱼龙混杂，当时文化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到戏院里上演着许多对市民有害的剧目，而感到不安。群舞台经理罗彩川，名伶栗成之、王树萱、水仙花、竹八音等十多人，联名向市长的呈报书中写道：“戏曲一道，原为劝善儆恶，兼可补助教育所不及，代古人现身说法，俾忠孝节义，奸盗邪淫，一切恶因善果毕现于舞台之上，至今百废俱新，务使风俗改良。”马鉁接到这个呈报后，进行了调查研究，然后召集名伶到身边，把昆明当时上演的剧目一一作了审议，然后列出《拾玉镯》、《贵妃醉酒》、《凤仪亭》、《大劈棺》、《战宛城》等一百一十七个戏目，哪些是可以继续上演的，逐个进行批示，以9559号行文通令，指出如再上演荒荡淫秽的剧目，将以“拘留等办法惩处。”这样做，不仅支持了罗彩川、栗成之等名流的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市民不再受内容低下、伤风败俗的坏戏影响，对树立良好风尚，起着积极作用。马鉁担任市长期间，还对发生在昆明的一些自然灾害，尽力进行救援。如1928年春夏之间，昆明先是大旱，接着则是暴雨成灾，盘龙江河堤在罗丈村、北仓、廖家庙、大白庙、马家营、张官营等八处决口，附近村庄全被水淹。马鉁主持发起筹办廉价粥厂，每天组织专人买米煮粥，廉价出售或布施。又组织京剧、滇剧名角连台会串，在群舞台（在今五一路南段）开办义赈游艺会。游艺会发售义赈券，分二角、三角、五角和一元、二元滇币五种。又在云仙茶园作赈灾义务演出，集社会资金开展救济工作。马鉁在市长任上有三年多，的确做了一些对社会、对市民有益的事。

民国十九年（1930年），在第二次滇桂战争中，滇军因多种原因战败回滇，散兵游勇到处扰乱地方，云南的治安极为混乱，龙云委任马鉁为云南宪兵司令部司令。按当时的规定，对违反军纪国法的军人，可以不经司法机关审判，由宪兵司令部批准便可处以死刑。马鉁接任之初，便向龙云要求，以感化教育为主，尽量避免死刑。因此他在任期，力戒妄杀，而社会治安也逐渐转好，颇得民心。“九·一八”事变后，云南成立了全省团务督练处，卢汉被龙云任命为处长，高荫槐、马鉁为副处长，仿照日本兵役制试行征兵及训练新兵。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云从南京开会回来，对马鉁谈到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传达朱德希望讲武堂的同学为国家民族同心抗日的思想，对马鉁的触动很大，更加坚定了他的抗日决心。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在短短的两年里，组建了陆军第60军和第58军两个军约7万正规军的兵力。这种爱国的力量主要来源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的决心，也是跟马鉁等人的宣传、鼓动分不开的。因卢汉调任60军军长，马鉁接任督练处处长。为训练全省壮丁、储备兵源，他拟定计划方案，亲自到各地检查，不辞辛苦。1938年以后，参加抗日战争的滇军部队牺牲很大，为适应抗战需要，云南成立军师团管区，办理征兵训练、补充团队事宜。云南军管区司令由龙云担任，全省分为昆昭、楚大、建宁三个师管区，马鉁为昆昭师管区司令。1944年，马鉁升任云南军管区中将副司令。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云南的兵役任务十分繁重。据统计，到抗日战争胜利，云南共编4个军约14万人。其中在省外的58军、新3军两个军共有4个师约6万人；入越受降的60军、93军两个军约8万人；此外还有后方部队6万人；整个抗日战争中伤亡补充约10万人；中央在云南的部队及军事机关征用约5万人。当时，云南只有一千多万人口，共出征了35万抗日将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最大的力量。马鉁的工作从在团务督练处训练壮丁，到为各军各机关单位补充兵员，还有部队驻防、医药卫生、交通、粮食补给等后勤事务均由他主持其事。他忠于职守，深得龙云、卢汉所器重。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为挽救危机作最后的挣扎，国民党中央曾电令云南征集新兵2万名，限期3个月征足后，交武汉行辕白崇禧接收。鉴于云南省议会和地方人民团体及卢汉、马鉁等将领都一致反对征兵，马鉁接到电文，经过深思熟虑，秉承卢汉旨意，找理由应付中央，照顾地方，不让三迤青年被送去打内战当炮灰。而且卢汉下密令给各县，如遇中央军到云南各县征兵，要想方设法抵制阻挠。后卢汉以保护地方为名，马鉁等将领协助卢汉，由保安团派人到各县招募士兵，将云南的保安团扩充到18个，编成74军、93军，为云南起义作了积极的准备。1949年初，马鉁调升云南绥靖公署中将总参议，仍协助卢汉为起义做准备。1949年10月，经卢汉同意，马鉁带父亲马金墀到香港治病，后乔居香港。1963年，马鉁在香港病逝，享年78岁。马鉁有4个儿子，4个女儿。长子马荣标、次子马荣凯（过继给马锳）、三子马荣柱、四子马荣林（过继给马锳），长女马荣庆、次女马荣惠、三女马荣静、四女马荣嘉。

马锳（1893～1975），字幼坡，民国十一年（1922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四期毕业。历任滇军连长、营长、师参谋长、滇越铁路军警总局局长、60军参谋处长及代理参谋长、第一集团军副参谋长、第一方面军中将参谋长、云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云南警备总部参谋长及警备副司令、云南省政府委员、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49年参加云南起义。

民国五年（1916年），马锳从大理中学毕业，考取武昌师范大学，因受兄长马鉁的影响，毅然弃文从武，投身军旅。1917年，马锳任滇军靖国军团部上尉书记。1919年，马锳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920年，川滇军阀爆发战争。1921年2月，在四川的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率军回昆明“倒唐”，马锳被调入军队。不久，马锳又重返讲武堂学习，于1922年毕业。因马锳成绩优异，毕业后被留校任上尉队长。1924年，马锳被大理镇守使李选廷调到大理任少校参谋兼警卫营长。1926年，马锳升任“佽飞军”中校营长，后任李和生旅中校参谋兼军事大队长、龙云38军99师参谋长。1930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任命龙云为讨逆军第10路军总指挥，马锳随99师出征广西。1931年2月，滇军撤回云南，龙云任命马锳为10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少将处长。

民国二十一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2年至1937年）期间，马锳担任滇越铁路军警总局长。出于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反感和对越南人民的同情，他曾多次帮助过从事抗法斗争需要而往返于越南及中国河口、蒙自、昆明的越南共产党人及爱国志士。他数次表面答应协助法国军警追捕越南爱国志士，但在暗中却尽力帮助他们脱离险境。这些行为既为越南人民抗击殖民主义的斗争作了贡献，更加深了他和胡志明等人的友谊。在马锳任军警总局局长期间，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扩充滇军的实力，曾先后向法国马湘洋行、龙东公司购买大批德国、比利时制造的武器来装备滇军，并嘱咐马锳负责由滇越铁路安全运抵昆明。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马锳被调任第六十军军部少将参谋处长、代理参谋长。同年10月，60军开赴抗日前线。军长卢汉乘飞机前往，部队由马锳等60军的将领率领，长途跋涉近2000公里，行走了40多天才到达长沙。龙云曾嘱咐马锳尽力协助卢汉工作，故从成立军部、调派人员、行程安排、宣传报道、答谢沿途各地人民的慰问、召集各师长会议等他都竭尽全力照应。1938年夏，60军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马锳等人协助军长卢汉运筹帷幄，将士们浴血奋战重创敌军。同年7月，60军又奉命参加武汉保卫战。马锳随部队前往，协助参谋长赵锦雯参赞戎机，运筹决策。1938年10月，云南又编成58军和新3军，同时开赴抗日前线。之后，滇军编为30军团，后经蒋介石批准，30军团又改编为第一集团军。龙云任总司令，卢汉任副总司令，赵锦雯任参谋长，马锳任副参谋长。第一集团军成立后，先后参加了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的崇阳战役、南昌战役、长沙战役。在上述战役中，马锳协助上级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1940年秋天，卢汉保送马锳到重庆中国陆军大学特别第5期受训。1942年，马锳以优异成绩毕业。1945年初，滇越边区总部奉命扩编为第一方面军。蒋介石任命卢汉为第一方面军司令，任命马锳为参谋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总司令部决定由第一方面军入越南，接受日本投降。受降仪式分两步走，首先，于1945年9月2日，洽降仪式在云南开远一方面军司令部举行，由马锳等人代表中国陆军接受日本第38军团参谋长酒井干城等呈报日军有关武器、兵员等详细报告，接着马锳向日军宣读了《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备忘录（汉字第一号）》，接着又将汉字第二至第五号备忘录交日军代表。接下来，于9月28日，在河内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大礼堂举行受降仪式。受降官为卢汉、马锳、尹继勋，还有盟军代表、我方顾问、驻越侨民、越南越盟党政官员、各国记者等500余人参加受降典礼。整个抗战期间，马锳多年积劳，屡赞戎机，荣辱与共，为卢汉所器重。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龙云被蒋介石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搞下了台。卢汉任云南省主席以后，不能常在越南，受降后的很多事情多交由马锳处理。当时，越南的局势十分复杂，在英、美的支持下，法国企图恢复其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以胡志明为首的越盟党（越共）及越南人民坚决反对，越南的前傀儡皇帝保大、亲蒋介石的阮海臣等势力，以各自的利益出发，对战后越南的归属各有打算。为给争取时间准备接收防地的胡志明为首的越南人民以支持，1946年3月6日，马锳下令痛击违约拟提前在海防登陆的法军。此次中法冲突，马锳差点被蒋介石处分，后经几国派员调查，是法军违约，马锳才没有被处分。1946年4月，完成入越受降任务的滇军60军、93军被蒋介石调到东北打内战。7月，由越南回昆明的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改组成云南保安司令部，由卢汉任司令，马锳任副司令。不久，昆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为平息舆论，蒋介石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调职，由副司令何绍周任司令，卢汉推荐马锳兼任参谋长。警备总司令部历来是由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要害部门，历来不容云南地方势力染指。卢汉让马锳插到司令部，是有他的打算的。由于在司令部里的处境十分困难，马锳曾多次向卢汉请求辞职，卢汉均不同意。马锳虽然在司令部倍受猜疑，但他仍尽力做一些有益于地方的事。如：1946年至1948年，60军的部队先后在东北起义后，何绍周命令要对起义将领在云南的家属进行报复性的搜查、拘捕，马锳均以各种借口加以阻止；云南民革负责人万保邦准备用汽车将张冲的女儿送上去香港的飞机，警备部稽查处要扣人扣车，马锳立刻阻止，引起何绍周等人的不满；1948年夏，警备司令何绍周指挥镇压昆明“七·一五”学生运动，事后，马锳经亲友说情，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释放了一些学生。1949年1月，云南警备总部撤消，马锳调任第六编练司令部任副司令。1949年2月12日，中央银行昆明分行错误认为一部分金圆券是伪钞，不予兑换，引起群众激愤，部分群众涌入银行，宪兵和警察赶来逮捕了200余人。卢汉也怒气冲冲地赶到出事的南屏街，他稍事询问后就枪毙了21人。昆明市长曾恕怀看见情况不对，急忙赶到马锳家，约马锳一道赶到南屏街，说服卢汉离开现场，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并释放了被关押的群众。

1949年6月，云南绥靖公署成立，卢汉任主任，马锳任副主任，积极为云南起义做准备。要准备起义，就必须扩充云南的武装力量。经过多次争取，蒋介石允许卢汉在云南扩军，但卢汉必须在云南实行整肃，抓捕共产党。10月下旬，卢汉称病戒烟，秘密策划起义，并正式下令，由马锳代理绥靖公署主任职。在这期间和稍前，马锳等人协助卢汉做了以下工作：一、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争取得到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将“九·九整肃”中被捕的200多名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全部释放；二、拖延执行要将云南保安部队整编入中央驻云南的第8军、26军的命令；三、婉言拒绝重庆西南长官公署、陆军总部移驻昆明和胡宗南部队移驻滇西；四、两次扩编，将云南的保安团扩编为74军、93军，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五、在嵩明、寻甸几次秘密地派人将一些武器交给“边纵”领导人朱家壁等人，并与边纵保持密切的联系；六、派员赶修滇西祥云县境内的桥梁、公路，起义前后将驻滇西的93军及74军的部分部队紧急调回昆；七、12月9日，以开会之名扣押第26军、第8军军长及张群等人。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卢汉宣布起义。卢汉用电话通知马锳办三件事：一、命令中央宪兵13团转移出北校场，收缴其武器并派兵监视；二、收缴第6编练司令部警卫营的武器；三、集合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的军官，派往市警察局，协同搜捕零星及漏网特务。马锳立即用电话通知昆明警备司令佴晓清、93军军长龙泽汇。10日上午，因佴晓清转达稍迟，卢汉就将责任完全归罪于马锳，并对马锳给予处分。12日马锳才开始恢复工作。13日起，国民党第8军、26军联合向昆明进攻，马锳又投入到紧张的昆明保卫战之中。20日，昆明保卫战结束。

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进入昆明。3月，马锳被调任云南省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6日，因极左路线和卢汉对马锳的不公正评价（云南起义时，卢汉对马锳产生了一些没有消除的误会，再加上旁人挑拨离间，卢汉认为马锳阻挠起义。），马锳被错误逮捕，先后在昆明、重庆、北京等地进行思想改造（未判刑）。1961年12月以战争罪犯获特赦释放回昆明，在云南省政协学习，文革中再次被冲击。1975年12月25日，马锳在昆明病逝，享年82岁。1976年1月，云南省政协为他开追悼会，对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国家所做的贡献给予肯定。1982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云南省公安厅复查，承认马锳参加了1949年12月9日的云南起义，撤消原来对马锳逮捕关押的错误决定，恢复其起义将领名誉。马锳没有亲生子女，过继其兄的二儿子马荣凯为长子。

马崟（1894～1978），字稚坡，历任滇军排长、连长、营长、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先生的侍卫长、58军新11师副师长、民国陆军少将。

民国二年（1913年），马崟考入由李根源为培养滇军子弟而成立的大理中学。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学校提倡尚武精神，并开设军事课，给予学生实弹射击等方面的训练。由此培养了马崟对军事方面的浓厚兴趣，他曾立志：“非尚武不足以立国，非从戎不足以立身”。民国三年（1914年），马崟中学尚未毕业，便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期学习（比他的二哥马锳还早入讲武堂）。第二年，正逢护国运动，云南组建护国军三个军，军官十分缺乏，云南督军唐继尧下令讲武堂学生提前毕业，马崟被分派到护国军第三军警卫队任排长。1917年，唐继尧响应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组织靖国联军到四川，马崟调任靖国军第二军赵又新部的第15团任上尉连长，随部队转战四川叙府、自流井一带。后靖国军又与川军熊克武部作战于泸州等地。马崟以果敢善战被升为营长。1921年，入川滇军作仗失利，一部分军队退到湖南西部，编入李烈钧在湘西的驻粤滇军，拥护孙中山继续北伐。马崟被任命为李烈钧部警卫营中校营长。后来，李烈钧出任广州军政府大本营总参谋长，原来的军部警卫营成为军政府的警卫营，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孙中山的安全，马崟任孙中山的侍卫长。因为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关系，马崟能经常得到孙中山先生们的教诲，明白了许多救国、救民的道理，这对马崟的一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月，唐继尧以反对曹琨贿选为名，成立建国联军，马崟任建国联军第10军（张汝骥部）第16团团长。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他又被委任为黔北镇安卫戍分区司令，晋升陆军少将，此时他年仅28岁。马崟年轻有为、带兵有方，作战时亲临一线，战绩显著，深得部下爱戴。1928年龙云主政云南后，马崟担任龙云总部少将参议，与其兄马鉁、马锳一起辅佐龙云。1935年，马崟被云南省主席龙云保送到南京中国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军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龙云命刚组建的第58军于1938年8月奔赴抗日前线。58军辖新十师、新十一师两个师，马崟任新十一师副师长，到达湖北后，便参加了崇阳战役。崇阳战役之前，新十一师师长鲁道源因病离职，由副师长马崟代理师长。马崟因刚从陆军大学毕业不久，与新十一师无历史渊源，故冯云、梁得奎两个旅长都不听从他的指挥。由于这些原因，新十一师在崇阳战役中表现较差，损兵折将伤亡惨重，马崟等人也被撤职查办。不久，马崟便离开军队回昆明经营手工业。

1978年，马崟病逝，享年84岁。云南省政协为马崟召开了追悼会，对他在民国初年的护国、护法运动中及抗日战争中对国家、民族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马崟生有五子一女。五子是马荣彬、马荣杰、马荣椿、马荣枢、马荣栋。一女是马荣佩。

马荣凯（1915～1985），字协军（马鉁的二儿子，过继给马锳作长子）。1937年毕业于按黄埔军校系列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原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也称为“黄埔军校昆明分校”）的第十一期的步兵科。从1937年起，他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之后任云南保安第二旅第五团团长。1949年初，部队改编为第74军，他任260师少将副师长并兼任保安5团团长，驻防滇西一带，1949年参加云南起义。1980年以后，历任昆明市政协副主席、市侨联副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为昆明市的统一战线工作及经济的发展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当时马荣凯所在的74军驻防滇西大理、保山一带。从12月16日起，国民党中央军第8军、第26军的部队就开始围攻昆明，与驻昆明的起义部队发生了剧烈的战斗。17日，中央军从东、南两路进攻昆明，而昆明只有一个军的起义部队及中共地下党发动工人、农民、学生等组织的“义勇自卫队”，情况十分危急。卢汉命令74军从滇西急行军，遇车即搭，日夜兼程驰援昆明。12月17日，马荣凯就带领保安第5团先遣营步行出发，后来又搭乘了汽车，终于在当天晚上就赶到了昆明，参加了保卫战。18日上午，保安5团先遣营奉命增援巫家坝飞机场。此时，正遇到保安第6团在中央军的猛烈攻击下败退下来，情况十分危急，马荣凯立即率先遣营投入战斗。战势刚有转机，不料又遇到敌机的猛烈轰炸，埋伏在山坡上墓地中的300多中央军，又乘势向马荣凯的部队包围过来，马荣凯与副团长杨道显率全营士兵拼死坚守。下午3点，保安5团的迫击炮连赶到，向敌军猛烈炮轰，终于打退了这股企图占领机场的中央军。马荣凯和5团先遣营都受到了卢汉的嘉奖。19日，中央军第8军又从金殿、岗头村向起义部队所在的北校场新营房一带进攻。马荣凯又率领三个连的兵力与之激战并将来犯的敌军打退。当晚，敌军又进攻昆明东郊席子营一带，5团先遣营又奉命增援并再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

昆明保卫战结束后，马荣凯所属74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兵团暂编十二军，马荣凯任三十七师副师长。后部队奉命与“边纵”部队一起行动，到滇南追歼国民党第8军、第26军余部。1950年4月云南军区派军事代表到起义部队进行改造教育，10月，暂编12军与14军合编。1950年，马荣凯入西南军政大学云南高级研究班学习，1951年到云南军区司令部任参议及军事教员，1955年转业到昆明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3月得到改正。1985年12月20日，马荣凯病逝，享年70岁。马荣凯有五子、三女。

在文章快要结束时，我觉得应该顺便说明一下，与马家大院密切相关的马氏后人，并非都是一些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尚武轻文的军人。时势造英雄，时代需要军人，马家一门便出了四位将军；时代需要其他人才，马家一门也出了许多其他人才，如马鉁的幼子马荣柱是学者，马荣凯的女儿马世雯是教授，马荣林的女儿马世云是美国政坛明星。马氏家族中还有两位与马家大院关系不大的名人马鏻和马曜。

马鏻（1900～1955），字健甫，乃马金圻的二儿子，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任陆军12师少将参谋长。

马曜（1911～2006），字幼初。其父马秉升为前清秀才，民国年间担任过县长等职，与马鉁的父亲马金墀（原名马秉亁）是堂兄弟。民国二十年（1931年），马曜毕业于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国学名家钱基博先生是他最尊崇的老师之一，而钱基博先生也很看重马曜的诗才。就在刚进上海光华大学的这一年，马曜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马曜到西南联大进修文史一年，师事陈寅恪、罗庸、刘文典、魏建功、陈梦家等名师。1946年，马曜当选云南省参议会参议，与杨青田、唐用九组成“统战小组”，积极从事反蒋的统战活动。1947年，马曜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兼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1950年，马曜参与组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并担任该委员会的副秘书长。1951年，参与创办云南民族学院，担任副教育长。1953年，在阶级斗争的宣传逐渐趋向绝对化的时候，马曜率领工作组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发现景颇、傈僳等民族生产力欠发达，阶级分化不明显，大胆地向省委提出建议：在八个少数民族地区绕过阶级斗争，不划成分，实行“直接过渡”的特殊政策。省委领导采纳了他的建议，稳定了边界形势，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跨越式发展。1959年，马曜出任中缅勘界办公室副主任，亲率勘察队跋涉于2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上，在极艰苦、极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中缅勘界工作。1972年，马曜任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创办云南大学学报《思想战线》并担任主编。1979年，马曜重返云南民族学院出任院长，把一个民族干部培训学校改造成综合性的本科大学。1980年，任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委员。这一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当选副会长。1981年，创办西南民族学会，任会长；创办《民族学报》，任主编。1987年，任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云南省社科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学会主席团成员。1996年，马曜受聘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

马曜是云南当代杰出的学者、教育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

作为杰出的学者，马曜的主要著作有《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云南简史》（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白族简史》（通纂）、《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与缪鸾和合著）、《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等。其中《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是马曜的学术代表作。这部著作最让学术界称道之处，在于方法的创新和观点的突破。该著作采用现代民族学资料证古史的方法。这种方法被认为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发展，学术界称为“三重证据法”。在历史研究中，比较方法虽然早已被史学家广泛使用，但大多数学者只着眼于中外比较，或进行中国古史的横向比较，该著作却独辟蹊径，把几千年前曾经存在而如今早已消亡的西周井田制与现代西双版纳封建领主统治下的份地制进行科学比较，进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我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答案。井田制是见之于先秦文献的一种土地制度，它是否在西周社会中真正存在，史学界并无定论。有人认为它是孟子理想化的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该著作用西双版纳份地制的事实材料和先秦文献描述的井田制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从而得出井田制确实存在于西周的结论。这也就为西周封建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这种用“三重证据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比仅从有限制的文献资料出发而各执己见地争论更有说服力。它破解了井田制问题和中国古史分期两个长期争论而无定论的问题。因此，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认为此书使西周封建论“可为定论”。该著作在解决上述两个重大问题的同时，还对郭沫若、李亚农等权威史学家的某些观点进行探究，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

马曜是一位从事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学的教师，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在学校从事的领导工作，使马曜成为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特别是在1972年重返教育界，他先在云南大学任教，此后又调云南民族学院先后担任院长和名誉院长。马曜在担任民族学院院长的几年内，抓住机遇，把一所培训民族干部的学校改造成为一所培养本科学生的综合性大学。为办好云南民族学院，马曜常说：“我当院长，就喜欢用那些强于我、超过我的人”。马曜效法曹操的《求贤令》，说曹操的霸业之所以能超过孙权、刘备，与他用人中之强者大有关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期间，马曜院长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中以及其他单位物色人才，在短短的三年内，就网罗到了120多位学有专长的人才，使这些被埋没多年的人才成为民院各学科的带头人。这样，便大大增强了民族学院的师资力量，促进了民族学院的快速发展。马曜在增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也十分关怀，有许多来自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因受到马院长的帮助和勉励而顺利完成学业并在各领域取得了成就。由于马曜是中国当代知名的教育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七卷，便收入了马曜的传记，而该丛书立传的云南教育家仅有两人。

马曜受父亲马秉升的影响，“受化于先君，十四学为诗”。他的旧体诗曾受到刘文典、罗庸、季羡林等名师的赞赏。他们称马曜的诗“品高学粹”、“造诣精湛，深入化境”、“缘情感物，芳烈动人”、“仿佛当年老风声”。云南当代著名学者王运生对马曜的旧体诗更是十分推崇，他在《马曜先生的诗歌艺术》一文里说：“马曜先生是真正的诗人，所以，耳闻目见，心之所想，都迴非寻常，而是胜意迭出。小到比喻，如‘平林攒似栉，冷月冻如丸’（《夜起》）、‘江湖萦带如蝤蛴’（《远望》）、‘危芳堕惶汗’（《雨过》）等等，都可以看到作者用心之深，用意之新。即使是对偶这样的玩意儿，人或以为苦，马曜先生却信手拈来，无不成趣。‘夕螟千峰合，身高万木扶’（《轩辕阁纪游》之二）、‘渡雁传哀角，沈鸦起暮钟（轩辕阁纪游》之三）’、‘宿雾劳迎送，高峰与颉颃’（《合江新晴》）、‘花岂留春住？天如为我存’（《偶戒》）等等，全是极尽新巧，却不显得费力。”马曜的诗作很多，1948年出版的《茈湖精舍诗初集》，收入他的旧体诗261首，由著名学者、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题签，国学大师罗庸、钱基博、王灿、刘文典、徐嘉瑞等作序。该诗集1992年再次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注释本。

马曜的父亲马秉升在一首自寿诗中提出：“儿曹立志须关国，休向前途问屈伸”。马秉升关心国家大事，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思想对马曜也影响很大。马曜在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在斗争中成为社会知名人士和社会活动家。1945年，当选云南省参议会参议。在“一二·一”运动和卢汉云南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以知名学者和共产党员的身份成为国家政治机构的成员，或亲自进行政治运作，或多次就民族政策、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等问题建言献策，被党政部门采纳。

 

参考书籍和文章

《云南洱源白族马氏文史资料汇编》

马世雯：《一门四将均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