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少年的青春进化史

十三岁那一年,我忽然发现我那雀儿处生出了一些茸毛。渐渐的,它们变得像大人的胡须那么粗壮了,而且还在肆意生长。伴随着的是那整雀儿也发生着变化,我经常看它,还站在镜子前看。我家没有穿衣大镜,只有一块月亮般圆的小梳妆镜,于是我就要搬来一张椅子站在上面看,那小小的圆镜中,也就整个儿只有我那雀儿。我每日观雀,茁壮成长。伴随我的观赏行为而来的是我逐渐有了些怪怪的情愫,这些情愫让我心神不宁。彼时我那成年的兄长是买了几本街头通俗杂志的,里面或多或少有着一些少儿不宜的桥段。我于是经常乘我哥外出的时光拿出来翻看,里面有琼瑶阿姨的一篇小说《失火的天堂》。那一天我看到了女主人公受辱的那一段文字,我那雀儿前所未有的崛起,我脱下裤子望着它,一股热流从我体内喷薄而出,白色的浆液流了我一裤子。那一天我知道,我是个大人了。

其实我还是个孩子的。我居然穿的还是没有皮带的松紧带裤。在学校里与人斗鸡脚很厉害。一天同学吴宝宝斗不赢我,从背后一把扒拉下我的裤子。我露出了半边屁股。那一刻我怒火攻心,与这厮拼命起来,后来被班上大个头老鬼拉开调停。我想反正雀儿也没有露出来,那也就算了。除了斗鸡脚,我们还时常扳手腕,大概是籍着荷尔蒙的威力,有一阵子我还能扳赢几个原来扳不赢的同学。彼时是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我家是在一座国营矿山里。

在九零年代以前,似乎全中国的矿山都红红火火的。虽地处深山,但作为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权的一个重要终端,它同样似城市一样在许多方面得风气之先。但它又有着山村那样悠远的宁静。我们的童年在山野里漫跑,在树林里采野花野果,在山溪里游泳嬉戏,看到过穿山甲,死野猪等许多动物。如此美好的环境但我们矿山的子弟学校的校风却是“不好的”。这般“不好的”究其原因其实也算是体制的原因。国营企业里工人阶级队伍个个都是主人。工人们在工厂里上班,冬天里可以围在一起先烤两个小时火,可以为了几毛钱把厂长骂个狗血淋头。子弟学校的学生要是被开除,家长脾气暴的准会把校长打一顿。大概校长教导主任不愿干戈,想想干脆就让它“不好的”得了。

但有些老师,却也不是那么愿意似水年华静水深流的。譬如我们英语老师梅老师。一天上英语课,我习惯性的与陈刚在下面叽叽喳喳地讲着小话。梅老师见状就指桑骂槐起来了,说什么“以前有人管,现在没人管了,调皮了啊!”彼时我父亲刚去世半年,如此言语不言而喻。即便我是个青春期初级阶段的孩子,也是能够深刻领会其刻薄的。那一刻,我内心波澜起伏,眼泪夺眶而出。我站起来指着她大叫:“我要去告你。”然后我就冲出了教室,哭着走向了教研室,在里面撞见了德高望重的数学老师。于是我就哭哭啼啼地“告”英语老师,“告”她说我爸爸过世我没人管了。数学老师哭笑不得,用慈爱的目光加温和的言语安抚我,让我返回教室。我“告”成功后返回教室,在经过梅老师的讲台时用狠狠的目光盯着她。那一刻这位妇人定是窘迫的,不过成人就是厉害些。她在讲台继续她的讲课,浑如未发生事件一般。而自此我与她成了阶级敌人。与她相逢从来不打招呼,她的课我一律睡觉看小说讲小话。而她只当没我这个学生。不过在教研室,她定是少不了说我的。多年以后,我在一位同学的婚礼上向她敬酒,她有些受宠若惊地喝了那杯酒。那一刻,岁月才释怀了我们彼此的恩怨。

虽然与老师有些个冲突,但真正对我影响大的并非在我大教育界,而是--小混混界。

小混混也称流子,遇见一个愤怒的女青年,称呼可能变成“流氓”。他们是些叛逆的青少年,走上社会的无业青年。他们三三两两,七七八八,纠集成群,走在街上与众不同自带痞气。如果自带不了痞气,他们就会嘴巴上叼起香烟,有些还会留出一头长头发,有些会剃成个光头。在夏天里,他们敞开胸前的衬衣,露出单薄青涩的肚皮和胸,以如今看来土的掉渣的姿态走在马路上。从东溜达到西,从西又溜达到东,反正整个儿一个在路上。虽然他们的形象不为大人们所待见,但我们很多初为少年的孩子对他们那是羡慕嫉妒恨的五体投地的。因为他们一则不要读书,二则在校就读而不读书,三则可以欺负别人。不欺负别人的小混混那是枉为小混混的。那个年代中国普遍文化水平低,我们这些孩子少受教化,或许人的天性中就有着弱肉强食因子。我们在放学的路上,在电影院的前坪,在商店粮店猪肉店等各处地方看见一些大流子(小混混的升级版)我们就会露出景仰的目光,盯着他们看。看他们潇洒的流氓动作,他们的痞话,他们欺负外来的农民或者别的什么人。他们常聚集的地方,我们就觉得像明教的光明顶一般(见《倚天屠龙记》),是寻常人不得踏入的道场。

话说我进入小混混界,也是一场大战进入的。初二的某天我与王元发生争执,这厮发育良好基因占优势已达到一米七的个头。我这个一米五的小巴豆被他痛扁了一顿。我哭啊哭的哭完了上下课。放学就去找了毛坨。毛坨是我同学,去年降级了,但我们关系一直不错,因为我经常买葱油饼给他吃。我找到毛坨后向他痛陈了我被扁的过程。毛坨义愤填膺,一个字,打!那一刻,我感到我长期供应葱油饼的义举终于得到了回报。

第二天放学之后,我与毛坨早早埋伏在大商店里。透过橱窗我看见王元兴高采烈的放学回家,我内心一股愤怒从丹田直达头顶。我和毛坨小跑出来,很快跟上了王元。在他背后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转身之际我一拳打在了他漂亮的鼻子上。他一手蒙住了鼻子有些晕头转向。我上前又是一拳,可恨的是我的手真的好疼哦!王元貌似就要缓过气来了,而我的毛坨兄弟居然在一旁看傻了。我情急之下一把揪住王元的衣服转起了圈子,想把他转晕。同时我对毛坨大喊“打啊!”毛坨上来打了一拳,我们转的圈圈被他打停住了。

王元挣脱了我,捂着鼻子站着看着我,此时一些大人过来扯架。我们顺势被越扯越远,后来我们彼此都看不见了对方。

那天夜里我兴奋而忐忑,担心第二天王元的报复。

但是,王元居然没有敢来报复我,只是在同学们中散布着要我“等着”的信息。“等着”毕竟是未来时,我没有那么担心了,当天又和毛坨聚餐葱油饼。而王元的等着,我直到今天也没有等着到。2012年同学聚会,我和王元在一桌上喝得酩酊大醉,两个人搂着肩膀说个不停,就差没亲两个嘴了。

初站告捷,我开始在江湖上薄有声望。当然,还远远轮不到上光明顶的程度。不过我和毛坨勾肩搭背走在马路上那感觉就和以往不同了,轻快的多,而且感觉我们是有实力的人。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遛马路遇见了陈刚。陈刚是个神秘的家伙,显得好成熟的,家庭条件不好,住在矿山半边户(指父母中只一人有工作,多数是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村嫁来的)集中的区域,邻居中有很多小混混。我很快就和他溜达到了一起。他带着我往学校后面的单身宿舍楼走去。到了单身宿舍楼后他带我径直上了天台。上去后,我看见铜脑壳和一个妹子在那里。铜脑壳的父母是个体户,属于那个年代先富起来的人。他比我们大两岁,也是个调皮捣蛋的主。当时是晚间时分,他初始并不知道谁来了,欺身过来仔细地看我。待他看清后他厉声道:“小地主,是你啊。你晓得啵。我朋友被你打了,哪天喊我去打你的!”(小地主是我当年的外号)我一听就知道是王元的事。陈刚忙说:“老大,别闹,这是我同学。”铜脑壳又拿我训斥了几句,但显然我并不是他的敌人,和他即便是有拐了弯的恩怨,现在也不是他发作的时候。他居然当在我们的面和那个女孩搂搂抱抱还亲嘴,真是让我大开眼界。那妹纸是某集体工(大集体职工)的女,还在读初一。现在想来,其实从来青春期少年都有那么一群“开化”早的啊。后来陈刚递了一根红军桥的烟给我,我装模作样的吸着,并没有吸进肺里。我们瞎聊了一阵,陈刚对我说:“你想和我们结拜兄弟吗?以后打架我们就一起了。”我当然同意了。然后他把我带我铜脑壳处。铜脑壳显然在招兵买马阶段,先前还训斥我,现在一把搂过我的肩头和我成了兄弟。

与铜脑壳等结拜兄弟之后,我就算正式成为了一个小混混。本来就不爱读书,这下算是找到了人生道路了。在老大铜脑壳的鼎力支持下,我吓唬欺负了几个同龄人,还找以前欺负我的毛猴、扁扁报了仇。去报仇的时候。铜脑壳推着我去打他们,我啪啪啪的几个耳光打得他们哭爹叫妈的。后来扁扁的爹妈还真的来了。上来气势汹汹,指鼻子抓耳朵的。铜脑壳也不含糊,一看这老两口身子单薄,直接就和他们打了起来。他十五岁,和着我们这“一伙”的陈刚、龙屎撕打两个大人。场面真是鸡飞狗跳。那两口子先前气势汹汹,以为能吓到这几个娃,却没想到他们这么粗野,还手就是拳头。两口子挨了一顿拳头后狼狈不堪,挣扎出包围圈逃跑了。当晚他们去找了铜脑壳的父母说理。铜脑壳那文革造反派父亲呵呵地应付了几句事件就算是结束了。

当小流氓的日子还真是爽啊,每天就东游西荡。我们一共结拜了五兄弟,陈刚那神经病一样还要给我们每个人搞个别名,说自己叫剑德,铜脑壳老大应该叫玄德。铜脑壳一声宝里宝气把他的提议给否决了。这铜脑壳可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帮我扬名立万,但天生是个不是个好种。因为是老大,也经常打骂我们,还总要我从家里搞钱。我的零花钱完全不够他花,他总逼着我找借口问母亲要钱。久而久之我感觉到了黑暗,兄弟们也感觉到了黑暗。某一天,我们集体造反了,说不跟他了。那一天铜脑壳变成了个影帝,痛心疾首,与我们谈了一个晚上。表示早就不该做我们的老大了。真像蒋总统下野啊!

但我们还是坚决的离开了他。试想要是不离开他,我们的青春期真是没救了!后来我们也不尽仁义,集体找铜脑壳追索前款,也就是他管我们要的。铜脑壳又是一通影帝表演。不过这小子其实内心也犯怵,分两次给了我们三十元,算是略有补偿。再后来我们和另一位大块头周拐拐干架的时候铜脑壳还加盟李拐拐,合伙干赢了我们。不过铜脑壳基本大势已去,从此后在家乡再没有小混混看得起他,过了两年差不多成年的时候,他与表哥跑到外地谋生去了。

有一天,我去五兄弟之一的小龙屎家玩。他哥哥叫大龙屎,大我们两岁,也就和铜脑壳一般岁数。大龙屎也是个小混混。那天大概北斗星倾斜,平素并不多言的他那次话特别多。他大谈特谈在学校里如何与老师斗,如何一开学就撕毁课本,冬天里在后头烧课本烤火。他侃侃而谈,让我听得心驰神往。我忽然领悟到和老师斗是挺有范的事,老师又不敢打你,总比强力PK那些大流氓遭受人身危险强得多啊!我顿时醍醐灌顶,心头滚过一股激流,仿佛找到了人生新的奋斗方向。待到开学的时候,我一进校门看见我们年轻的班主任老师就直呼其名:肖则名肖则名的叫的震天响。那直呼其名的声音显得特别突兀,估计在他的耳中特别刺耳。那个学期班主任肖大老师看见我就转头走,似乎离我越远越安全。而我感觉非常好,愈发轻狂无比。那一个学期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坏的时候。和老师对抗是家常便饭。某天在植物课上欺负年轻的女老师,她下来拿文具盒敲了我的头,我就推了她,还到讲台把她的教具扫到地上。似乎真的是风光无限啊!仿佛校园之王啊!待到第二个学期开学之时,老师们集体抵制我上学,班主任肖大老师更是说我要是再在他班,他就请求调离。我那时候是个梅老师嘴里“没人管”的少年,家里只有工作繁忙的母亲。校长显然是不怕我母亲去打他,于是应允了那些老师的要求。而母亲一时生气,就让我去上班了。其时我已经是有工作的人了。父亲去世后我顶了他的职。那个年代国营厂矿以及国家的许多单位都可以“顶职”的。父母退休或离世,其子女是可以享受国家一个工作指标去该单位上班的。

我被安排进了矿山机械厂工作。矿山机械厂是为矿山生产采矿机械零部件的。我母亲在机械厂做会计。厂长看我母亲的薄面,给我安排了个最好的工种--内线电工。内线电工是相对于外线电工而言的,外线电工主要处理输电网络的技术故障等。那个年代经常停电,每每停电,矿山就家家户户亮起了烛火,星星点灯一般。而外线电工们此时就大显身手,拿着一个绝缘棒在变压器那折腾捣鼓着。我们内线电工主要就是负责修理机械电路方面的故障,还有就是修马达。

电工组阴盛阳衰,由八个妇女同志和三个男同志构成。八个妇女同志不一一介绍,可作为一个群体统称。统称电妇啊女同志都可以,反正交道的少。不过她们经常讨论些妇女之事我偷听的其实也挺到位的。呵呵。三个男同志一个是我的师傅--久负盛名的贾师傅。贾师傅其实才四十出头,但老气横秋,一身技艺不爱外传。当了我的师傅基本也没教过我什么,对我这个孩子也是爱搭不搭的。后来母亲让我送了他一对白兰地,他对我才多云转晴。另一个是我师兄,贾师傅的大徒弟袁哥。袁哥时年24岁,短小帅气,是我矿工会主席之子,大概也是见贾师傅不好好教学,居然与他打了一架。领导的儿子就是威武啊!袁哥自学成才,不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常借故不到岗。最后一位男同志就是我们的班长刘班长。倒是班长慈悲为怀愿意教我些电工技术,并且每每外出维修都带上我。什么粮店的机械故障,山上坑口机械故障都带我去,跑遍了整个矿山,让我体会到了工人队伍的浓厚生活情趣。记得有一次在山上维修完竖井升降机后他朋友留他吃饭喝酒,我也就第一次喝了竹叶青酒。下山后整个一个小关公。平素里,我也参与了这个工人阶级的群体事务,譬如大扫除啊,义务劳动植树什么的啊,厂里同事的婚丧嫁娶啊,总而言之,我时年十四岁,赫然成了矿山倒数第二小的一名童工。机械厂同期除了我这个因为调皮被阻止上学而来的童工外还有另外四位童工,最小的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他们都是半边户的子弟,来自农村。

在那个城乡二元分化严重的年代,顶职被农村人视为一项远大前程。时年虽然已经改革开放十年了,但大多数农村还是很贫穷,跳农门是几乎所有农村人的理想。看那城里的国营企业职工多好啊!旱涝保收,每月固定工资,还时不时有些福利,什么牙膏牙刷手套毛巾不一而足。而农村人如果不脑子灵活搞点副业,那就完全是土里刨食啊,一年辛苦也就填个肚子。那个年代,我国八亿穷苦的农民啊!跳农门对大多数农村孩子只有一条路,就是考上中专或大学。而个别的如这些孩子却还是有个渠道的,他们父亲在单位上班,辛辛苦苦供养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当他们早逝或退休后,孩子还可以来顶职。虽然这条道路并不一定是美好的道路,可对跳农门的孩子来说,那似乎是通向天堂。

真可怜,他们如我一样,都是父亲离世了。有的是工伤事故,有的是职业病--矽肺病。

那天我们一起进厂,在厂党委书记刘书记的办公室,刘书记按惯例给我们讲话。书记讲什么我记不得了,无非是很高兴我工人阶级队伍又添新人等等云云。我是机械厂职工子弟,又是校园英雄小混混(自以为),故而自视甚高,有种城里人睥睨乡下人的气势。那几个孩子大概也感觉到了我这种神经病般的劲头,并不怎么搭理我。之后的时光因为我们工种不同(他们是车工铆工等较辛苦的工种)交集并不多。我做着刘班长的跟屁虫享受着工人阶级的快乐生活,他们多半在车间里机床上劳作。到了次年,厂里的团支部干事喻干事眼见自己的一身才华无用武之地,于是招呼我们几个童工和几个技校分来的青工一起组织着搞点活动。那几个青工沿袭着我矿山子弟轻狂的做派喻干事喻干事的叫个不停,以至于刘书记都愤而发言道:“喻干事喻干事,哪个的干事,给你们干事的吗?”自此我们才知道干事一词只能是书记叫的。于是我们此后就叫他喻哥。很多年后我在省城参加了工作,一年回家遇见了喻干事,他还是骑着他那辆经久耐用的永久牌单车,远远地看见我他就侧边下车溜到了我身旁与我攀谈。彼时他已接近下岗,正筹谋着去南方打工。他长吁短叹地说企业效益不好,他们挺麻烦,还是我选择地好,出去读书考了学。我看着他憔悴的面容,想起了那些年他意气风发的岁月。看着他那永久牌单车,也想起了我工作的那年所拥有的第一辆单车,那是前面提到的大个个老鬼所淘汰的单车。该单车内胎已爆,钢圈外只套着个外胎,气瘪瘪的。我花十元钱从老鬼那买下后骑着它走街串户,卓尔不群。

次年夏天,意气风发的喻干事为我们谋得了一个大福利--厂里出钱组织我们青少年工人去东江湖旅游。东江湖就在我们的邻县,那个年代和我矿是没有直达汽车的。干净冲天的喻书记居然租来了两台拖拉机,脱脱脱地把我们几人拉到了东江湖畔的小农村--滁口,在落定了住宿后我们亟不可待的下了水。

我套着个汽车内胆,漂浮在东江湖上。东江湖水清澈,碧波荡漾,渔轮突突突地从水面掠过,一浪一浪地推来。这是少年的第一次远行,少年的心仿佛被东江湖宽广的湖面打开了。我看着蓝天白云,浪花朵朵,渔船上的笑容,感到生活真心美好,这世界本身其实比小混混的江湖要美好的多。到了夜晚,我们吃完饭后又套上了汽胆进行第二轮漂浮。夏日里夜间湖水表面温暖,我们躺在湖面仰望星空,许多儿时的想法也跳跃了出来,记得小学时候的理想是想当科学家的,一直在思考宇宙有个怎样的尽头。

第二天我们租船横穿东江湖抵达了东江县城,在县城游玩了一天。次日乘车回到了矿山。这次旅途是非常愉快的,一直深刻的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在旅途中,我也跟其他几位童工交往密切了。回厂之后我也常到他们宿舍去玩,特别是在上班时间,他们的宿舍真是我溜号的好去处。其中一位叫程献章的男孩经常晚班,故而白天常在宿舍里。我每次去,他都拿着一些中学课本在翻看,回回见他翻书,手不释卷。初始我觉得极不可思议。要知道那些课本我上学的时候都不会去看的,而他,一位已经捧了铁饭碗在我大国营企业的车工,居然还在读书。于是我与他攀谈,他说他读书的时候成绩不错,是有考学希望的。他比我大一岁,本也在读初二。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他母亲本来是让他弟弟来顶职的。若他弟弟来了,我就得排第三小了,因为他弟弟才十三岁。其实他弟弟原都过矿山来了。但矿山一些个多是非的长舌妇居然跑到矿办检举揭发。因为那时候的政策是一律须先满年龄的顶职。于是他无奈就过来顶职了,毕竟考学是不确定的事,而父亲死后家里已经断了经济收入。说到这里,他脸上流露出一些无奈。似乎为了转移话题,他居然要和我探讨数学和几何。哇咔咔,你不知道我是校园造反派吗!你不知道我是小混混吗?于是我扯开了这些话题,转而和他说科幻啊历史什么的。我幼时看过一些课外读物,对这些颇有自信。我说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伟大的国家将会如何如何,科技会如何如何的不可思议,机器人满地走,想啥就啥,共产主义也没多远了。献章倒是听的津津有味,话说我还是挺有讲故事的天赋。每个孩子对未来都是充满憧憬的,即便我作为一名小混混,一名校园英雄也不例外。时光荏苒,晃眼二十一世纪都十几年了,我也没看见机器人满地走,那啥主义也没实现。

两个童工上班的时日经常躲在宿舍里侃大山,岁月静好,社会主义待我们恩重如山。有一天,我忽然听见被我打过几次的车婆(骂人的话,意指母猪)居然考上了中专,未来还要当干部。我有些坐不住了。干部可是另一个阶层啊。受献章的影响我跑回去对母亲说我也要在家里看看课本,好好学习一下,转年去考个中专,做大干部。其实那时候我也就是一时兴头,估计第二天我就不想做干部了。可母亲听了沉吟了片刻,说那你还是去读书吧。我愣了一下,对啊,我还可以去读书的啊。母亲那一刻的英明决策改变了我的人生。过了几天我大咧咧跑到学校去要求开转学证。校长一看是转学,觉得是去祸害别的学校那没问题。大笔一挥就给我开了。十几天后,我就随刚退休的母亲去了母亲的故乡汝城就读,因为考中专必须本地户口和禁止复读生(我复读了初二),我后来又辗转去了父亲的老家常宁,在乡下暗渡陈仓获得了考学机会。再后来我考上中专去了省城。而献章他并没有考学的机会,后来早早结婚生子,90年代后期机械厂搞不下去了他们就去了广东打工,从此没了音讯,感觉就像消失在了时代的大潮中。

很多年过去,矿山效益不好,被各种兼并重组。国家都在城市化进程,青壮年多数外出大点的城市去了。矿山也如乡村一样基本是一些留守老人和缺乏去处的职工,我们曾经祸乱的中学停办了。每次回去,都痛见故乡日渐萧条破败,全如冉云飞先生说的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那个承载着一个小混混的青春进化时光的故乡,已经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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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小平 1 0

百分百真实故事。

02月24日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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