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某村.建国70年来的婚姻变奏曲

郊区某村.建国70年来的婚姻变奏曲

文/南天



对于大部份中国男人来说,因种种原因,你可以参不了军、入不了党、提不了干;也可以发不了财、买不了车、置不了房;但,相一次亲、结一回婚、成一个家,却是可以做到的。故而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恋爱和婚姻,便成了一桩头等大事。在不知不觉中,你我都成了这场喜剧或悲剧的主角,而由此产生的某些情节,或者说“碎片”,能夠让父老乡亲念叨个十年八年,那便是对农村文化生活的一点点贡献,对建国70年来留下的一点点痕迹!


几位姐姐有喜了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的精神风貌,较之过去,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我家乡在我的家族里,仍有些较为传统的故事发生。比如我的堂三爷(爷即叔),便是其中之一。

按说他当时是昆明玉案中学的高材生,曾响应学校和军管会号召,积极报名参军,要投身于“解放边疆,保卫边疆”的革命队伍。军训已经完毕,军装已经穿上,就等第二天发配枪支后,便随部队开拔到景洪一带。而就在那天晚上,几个同学舍不得黑林铺岔街上的那碗豌豆粉,决定去饱餐一顿。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起不了床,拉了一夜肚子,硬是把当解放军——甚至当将军的机会拉没了。

不久,农村开始“土地改革”,因家里多了些祖上遗留的山场土地,被划为“地主”成份。而他在校期间,因表现积极,抗战时也游过几回行,喊过几次口号,捐过几回零花钱,所以定为“可教育好子女”。兵没有当成,大学又沒考上,只好回家种地。虽然“土地改革”也是“阶级斗争”,但与后来的“文革”相比,要相对文明了许多。——把多余的山场土地没收充公,不就完了吗?

回家后,他母亲四处托人为他张罗婚事。虽是“地主”成份,毕竟住在一棵印——三间四耳倒八尺的大瓦房里,比起贫下中农的茅草房来,无疑是一大优势。再加上念过中学,也比一字不识的贫农子弟强吧?凭这两大优势,果然在官渡某村找到一位会唱调子的姑娘。

结婚那天,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胸前还挂了一朵大红花。按以往规矩,新娘和送亲的那帮人,从海对岸乘船过来,他和迎亲的人,只须到码头上迎接一下便可。

他很害羞,不知道迎亲时说什么好?母亲就教他说,要有礼貌,言谈举止要文雅大方。人家刚下船,你就迎上去,边鞠躬边说:“几位姐姐,有礼了……”

不知他过于紧张,还是忘性太大,待媒婆扶着新娘下船时,他说的却是“几位姐姐有喜了!”

此言一出,惊讶众人。顶着红盖头的新娘,不知作何反应?其他送亲姑娘是又羞又怒,十分生气,迟迟不肯下船。最后是媒婆打了圆场:“大相公啊,几位姐姐都还是黄花闺女,怎么就有喜了?姑娘们别饶他,等会每人罚他三杯,让他今晚睡柴房去!”

由此,他得了个外号叫“大相公”。

起初,他和媳妇还和睦相处,出双入对,很让光棍们羡慕。他母亲虽然拐着小脚,但曾是昆明某大户人家的小姐,知书达礼,吃斋念佛,不存在“婆媳战争”。问题是他那爱唱调子的媳妇,瘾很大,三月三、六月十九,非要去西山或观音山唱几嗓子。“哥呀妹呀”地唱了几回,便和官渡某村的一小伙子“擦枪走火”了。

一年后的某一天,他媳妇带着几个家门弟兄来闹离婚。声称: 新社会婚姻自由,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要和地主富农划清界线……

得!婚姻问题一旦扯上政治,执政者的天平就自然倾斜了。其实,不就是那点“骚灯烂戏”惹的事吗?

离婚后的第二年,父亲病故,第三年,母亲也跟着去了。在诺大的“一棵印”里,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之后,虽然也有好心人帮他介绍对象,但后来的“阶级斗争”,越搞越烈,每逢政治运动,都先拿地主开刀:“地富反坏右”,是当时被专政对象的排座次。有谁还愿意嫁到地主家里?等十年“文革”结束时,人老了,黄花菜也凉了。

虽然他干农活并不在行,也不会折腾生意,但却写得一手好字。凡村里娶亲、嫁女、盖房子,那大红对联是他写的。谁家老人去世,那挽联、灵牌、棺材头上的字,也是他写的。一句话,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土秀才”。

他为人低调,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且乐于助人。晚年成了“五保户”后,受到基层干部的关照,享受着“五保户”和“老年人”的双重待遇,死后还留下一笔没有用完的现金,足以办理他的后事。总体来说,算是修成正果,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吴同志,请请饭再克(去)

50年代后半期,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几波浪潮的推动下,人们很少有私心杂念。白天忙于在农田里大干“社会主义”,晚上还得集中在某家祠堂参加“扫盲班”学习,留给青年人谈情说爱的时间,几乎等于零。

好在当时,时兴搞“社会主义大协作”,如附近的村社之间,若有修水库挖渔塘之类事,互相会派出“青年突击队”前去支援,这无形中就等于给青年人提供了交友恋爱的机会。

吴同志,请请饭再克(去) !”这是我村张大牛追求姑娘最经典的开场白,而且反复念叨的就这么一句。原因是当时我们村要修一条水龙沟,长坡某村来了一帮年轻人义务参战,其中有位姓吴的姑娘和他分在一起用箩框抬土。他五大三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力气。看着姑娘力不胜任的样子,便一次次地将箩框绳子往自己方向移动。谈不上“怜香惜玉”,只想多承担一点重量罢了。抬了一天后,彼此有了好感,约定第二天再搭伴。三天后,水龙沟已修通,人家要回村时,他横竖挡在路口,就重复着这么一句:“吴同志,请请饭再克(去)——

信不信由你,就这么一句话,成就了一桩婚姻。半年后,他们结婚了。彩礼是:一丈二尺卡基布两斤猪肉两斤苞谷酒半斤糖果。嫁妆是一把锄头一副箩框一床花被子。——当时农村里,常有政府派来的工作队,谁要多收彩礼,就是“买卖婚姻”,谁要大办婚事,就是搞“资本主义”。

可惜!这桩看似质朴而美好的婚姻,却遭遇了致命的硬伤。施暴者不是别人,而是大牛他爹张福。张福,地道的土著农民一个。或许因为丧妻多年的缘故,整天哭丧着一张脸,像是人人都欠了他钱似的,村里人管他叫“张哭”。

原因是他家的房子,外表上是一楼一底的瓦房,但其楼板是用篱笆铺成的。他睡在楼上,对楼下的一切洞若观火,既看得清也听得明。那激烈的动作消魂的声音,让他烦躁不安。虽然他还不至于像某些“爬灰”老倌那样,干出不齿于人类的腌脏事,但却在无意中,做出了最最缺德的事——

当小俩口摆好阵式,正渐入佳境时,他猛然跺起篱笆,大声喝道:“阿牛,合适点,马上农忙就开始了!”

和《白鹿原》里的白孝文在新婚期被奶奶的咳嗽声吓出毛病一样,大牛的命根子从此失控。换在今天,此种症状是可以医治的。但却偏在那个年代,医学既不发达,大牛又羞于就医,一拖再拖,那零件就算报废了。

大牛气得想和他爹拼命,但又担不起“忤逆”的罪名。闹到不可开交时,只有分家。但,分家也不解决问题。“性福”没了不说,连个孩子都沒有,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村里的妇女主任看出问题的关键,反复做了大牛和他媳妇的工作,最后作出决定:让他媳妇以回娘家的名义,乘机向外借种。十个月后,生出一胖小子,算是在名义上面子上,保住了张家的香火,维持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要找就找拿工资的

 60年代初期,是国家大规模建设的黄金时期。我们熟知的成昆铁路普富公路北沙河水库等,便是当时的重点建设项目。而这些工程除打通礈道是由铁道兵完成外,其余的大部份工作,都是由昆明及沿线的农民工承担的。当时的农民工按部队编制,如西山区设团部碧鸡公社设营部龙门大队设连部各生产队的民工,按人数多少,称排或者称班。

农民工没有工资,由所在生产队记工分,参加年终分配。每人每月有6-8元钱的生活补贴。虽然如此,青年们也十分乐意。因为其中,有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那便是四乡八里的男女青年汇集一起,好谈恋爱,好找对象。

某家两口子是修成昆铁路修成的……”

某家两口子是修普富公路修成的……”

某家两口子是修北沙河水库修成的……”

然而,人称“小诸葛”——解放前曾在昆明当过学徒、见过世面的杨旺,却另有打算。他膝下无儿,掌上却有五颗明珠,人称“五朵金花”。当时,《五朵金花》的电影,刚刚上映,故有此说。在他看来,姑娘们找农村对象,很不稳妥。平常无灾无害,日子也过得紧巴,一旦闹个干旱水灾,庄稼就颗粒无收。就算政府会救济,能救济多少?三年自然灾害时,西山上的树根树叶都吃光了,这是事实。

所以,“小诸葛”给女儿们下了指令:“要找就找拿工资的,那怕独眼歪嘴跛只脚,都可以。找农村的,我不同意!”于是,他的第一个女婿是皮鞋厂工人,第二个女婿是瑭瓷厂工人……以此类推,“五朵金花”,都嫁给昆明城里的五位工人。

文革”之前,凡属节假日,五位女婿,五辆单车,车上载满了孝敬老岳父的各种礼物,硬是让村里的老倌们着实地羡慕了一把。而“小诸葛”也手拈胡须,无师自通地吟道:

牛犁田,马驮谷,别人养儿我享福……”

那个时期,国家稍微有点底子,老百姓的日子也稍微宽松了些。结个婚,请几桌客,不算犯规。彩礼一般为五斤肉三斤酒一斤糖新娘的一套新衣。陪嫁一般为木柜一个箱子一口新郎的一套新衣。挡次最高的是“双铺双盖”,即婚床上要有两套全新铺盖,男女双方各备一套。一般做客礼金为五至十元不等。

 到了“文革”时期,最时髦的礼物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大红封面,再用红绸带一扎,倒也有几分喜庆的味道。此时的婚礼,要把毛主席像挂在中堂,新郎新娘先向毛主席三鞠躬,再向父母三鞠躬,又向来宾三鞠躬,然后唱革命歌曲……

但,“五朵金花”的结局,并不美妙。因为改革开放后,这些不景气的小厂,要关停并转,大多数职工要下岗分流。他们既无技朮,又无文凭,首当其冲,成了下岗工人。经商吧,没有经验,再就业吧,年龄已成问题。无奈,只好去做环卫门卫之类的临时工。此类工作,工资并不高,在物价飞涨的当时,只能养家糊口,对家庭建设谈不上有什么重大贡献。反而不如后来的“失地农民”,具有相应的土地补偿费。为此,“小诸葛”恨得牙根直痒。看看村里的双农民家庭,人家夫唱妇随,同心协力,大都建起了砖混结构的洋式房子。再看看自己的“五朵金花”和五位女婿,他们各自为阵,自顾不暇,很难有大的作为。他不止一次地骂道:“我以为是五棵摇钱树,那晓得是五个草筒锤!”

注:草筒锤”唱戏用的道具。


老子的东西朝前

70年代初期,60年代后期差别不大,都还在“文革”时期,也就是各种“斗争”最为炽热的那个年月。

找个工人做丈夫,不管怎么说,不仅可以“旱涝保收”,更是对最高指示的深层次理解:“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于是,很多村里就出现了这么个现象: 姑娘们想方设法嫁给工人,形成“工农联盟”。小伙子娶不到本地媳妇,只好到贫困山区当上门女婿。谈不上“英雄美女”,也谈不上“才子佳人”,有的只是贫穷无奈、充满辛酸的现实生活。

而对于当时的地富子女来说,情况更为糟糕。男的多半打着光棍,女的只想嫁给工人或干部。成为“工干家属”,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保障,在政治上也相当于有了一把保护伞。

出于这种考虑,身为富农女儿的苏二姐,果然和附近一机关单位的厨师“好上了”。这厨师外号杨光头,若论家庭成份,其实也是富农。只是他有一手祖传的厨艺,原本在一小餐馆当厨师,因为厨艺了得,让一位来自北方的高级干部,尝了他的几道拿手菜后,赞不绝口,视为人才,故调到机关单位,做了干部食堂的临时主厨。

不久,“文革”开始,所有的机关单位,首当其冲。当时,连省委书记都被迫自杀了,一般官员还能怎么样?也就在这混乱时期,她从家里抱来一床被子,往他床上一放,办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革命婚礼”。

全国性的“武斗”告一段落后,各省市地州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按说形势已出现了转机,但以“阶级斗争”为名目的各种“斗争”,仍在继续。

也就在这时,杨光头却给自己找来了麻烦。他原本是给正在冒雨插秧的苏二姐送笠帽去的,但却看到了一副奇怪的景象: 田野上很少有男人的身影,而犁田耙田拔秧插秧的,全部都是妇女。在他印象中,犁田是一件重体力活,那铁犁有几十斤重,每到田头都要将铁犁提起来掉头,体力差的男人都干不了,何况还是女人?而造成村里女多男少的原因,除了扭曲的婚姻外,还有荒唐的政治。于是,鬼使神差,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首打油诗:

公元一九七二年,

某某村妇女犁田。

牛逼朝后,人逼朝前。

阴气相冲,臭屁连绵……”

该“诗”放在今天,大不了就是一个荤段子吧?但在当时,那就不得了!上纲上线一套,一、攻击农业学大寨,、对抗毛主席“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指示,三、把劳动妇女和牲口相比,是对广大妇女的侮辱,、语言黄色下流,是封资修的复辟……

得!几个妇女往他单位一告,连书面的“检举材料”都不要了,该单位直接下令“遣送回家,接受改造”。

回家?老婆在此,家在哪儿?

苏二姐苦苦哀求,屡屡下跪,村干部们也觉得“告得过份”, 于是就坡下驴,让杨光头落户本村,但要戴上一顶“坏份子”的帽子,以示惩罚。

由此,村里每逢农忙,就指名派他去犁田。村里的后生们,明明知道事情的原委,偏偏要问上一句:“杨大哥,今年是那样朝后,那样朝前?”他牛鞭一甩,大声呼道:“当然是牛逼朝后,老子的东西朝前!”

是黄色幽默吗?或许是吧!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是对当时天昏地暗的国内形势,作了一个辛辣的讽刺!

改革开放后,他夫妇在路边开一餐馆,因他厨艺高超,苏二姐擅于招睐顾客,硬是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很快就成了当地的明星企业纳税大户。


原来是个肾亏青年

粉碎“四人帮”前后,郊区农村有了一种追求物质生活的倾向:“男的学木工,女的学裁缝”,便是当时的一种潮流。

解放都20多年了,他爷爷的爷爷睡过的婚床,黑古弄咚,即使刷上油柒,也与新房格格不入。而从山西大寨普及到全国各地的“铁姑娘装”,也明显缺乏美感。于是,都想把自己的婚礼尤其是新房布置得光鲜一些,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

小裤脚”喇叭裤”大波浪”连衣裙”三门柜”写字台”转角沙发”…… 这些多少带点洋味的新鲜事物,最早是在城里流行的。但城里的“知青”,就插队在农村。而插队于郊区的“知青”,多少都有点来头。他们可以随时返往于城里,故城里的这些时尚,很快就带到了郊区。

有位女知青,便从家里搬来一台缝纫机,于是她成了最受欢迎的人。男女“知青”也包括村里的男女青年,各种流行款式的服装,均出自她手。村干部曾按上级指示,要抵制“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但却雷声大雨点小。明知惹不起,只好走个过场。

另一位男“知青”,便有故事了。才来的时候,肩上便挂着一把吉它。什么《喀秋莎》《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自弹自唱,滚瓜烂熟,硬是让村里的年轻人听了心痒痒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他老兄不弹吉它了,而是把他叔叔的一套木工工具背进村里,随身还携带了一本傢俱图书。从大队支书的办公桌文件柜开始,便一路做着傢俱下来。很多人家都请他做过双人床、三门柜什么的,于是,他便成了村里的一大“能人”。

然而,某天早上,退伍军人即当时的治保主任,突然在社员大会上宣布: 他破获了一桩重大案件!

他说“昨天晚上,我按例在果园巡查,看有没有人偷摘集体的水果。结果发现这男‘知青’,正把村里的‘某姑娘’扑倒在地,在苹果树下实施强奸!这不仅是伤风败俗,更是流氓犯罪!我一气之下,朝他的腰部猛猛地揣了两脚,然后把他关在大队部里。大家说,此事该如何处理?是马上召开批斗大会,还是押送到派出所?”

大伙一听,怔住了。他所说的‘某姑娘’,不就是他正在追求的“对象”吗?这多少就有点情敌相斗的意思。但,“知青”插队时,村里有过明文规定: 凡村里的男子若与女“知青”不干不净的,不论何种原因,均按流氓罪处理。反之,也一样。

抛开含混不清的“流氓罪”不说,还有一顶政治帽子悬在那儿——那就是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英明决策!

现场被抓,事实俱在,看来这男“知青”,是在劫难逃了。但事出意外,却又偏偏出现了转机: 这位‘某姑娘’立刻站起来,大声宣布:“不是强奸,是我心甘情愿的!”并从怀里掏出一块上海牌手表,高举着说:“我们已经订婚,这是他送我的聘礼!”

看似有惊无险,但却又留下了后话——

半年后,男“知青”信守承诺,和‘某姑娘’举行了婚礼。结果第二天早上,连夜“听房”的哥们,却又暴出了一条火辣辣的新闻:

还磨叽那样?来吧——”

不行,硬不起来——”

你就是,当初叫你别乱来,你不听。现在叫你来,你又不行……”

我,我肾亏……”

哈哈!原来不止是知识青年,而且还是个肾亏青年!”“听房者”发布这一新闻时,大伙都笑翻了。然而,真的那么好笑吗?一点也不!

半年后的一天,男“知青”的姐姐、姐夫,还有区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和派出所长等人,开着两辆吉普车进村了。他们直接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出示了三个医院的医检证明,列举了相关的人证物证,搬出了相关的政策法律,明确表示:要“治保主任”承担男“知青”肾脏受伤的医疗费用,并且公开赔礼道歉,否则就把官司打到北京,要让治保主任”蹲上三年大牢……

结果如何?读者可以自己想象。


向前向前向前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照耀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人民的期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不是《解放军进行曲》吗?是的,是《进行曲》。而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却被我们“大姐夫”,当成了他娶亲队伍的“进行曲”。

说到“大姐夫”,那又是一位叫绝的人物。他的爱情婚姻平淡无奇,但出身和经历却非同一般。1949年9月30日出生,用他的话说: 是为庆祝新中国诞生,提前一天钻出娘肚皮的,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就读于昆明某冶金工校,和大部份红卫兵一样,曾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然后徒步“长征”,拜谒过延安遵义、井冈山、韶山等革命圣地,且自称是“老红卫兵

文革”中期,在昆明某冶炼厂工作。因为写过几千张大字报、几万条大标语,故而练出了一手过硬的毛笔字,凭此实力,被提拔为该厂的宣传科长。

1980年前后,“文革”结束,“改革”开始,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生事物。又因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又赶上包产到户,故而他骑着单车,早出晚归,日夜兼程,尽可能地挤出时间,分担农活和家务,成了人敬人爱的“大姐夫”。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发现了他的许多长处,比如识文断字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办事稳妥,而且还是厂里的科级干部。于是,家族中凡有婚丧嫁娶起房建屋,都会把他召来,参以主事议事。当然,他最乐意干的是“娶亲队长”和“送亲队长”。

因“包产到户”的原因,最先“甩开膀子,大干快上”的是农民。万元户专业户个体户暴发户,说的都是农民。而快速致富的郊区农民,在婚嫁方面,又面临着新的问题。

比如彩礼比如嫁妆,都呈水涨船高之势。而男方希望少出彩礼,多来嫁妆。女方则希望少出嫁妆,多来彩礼。奇怪吗?不奇怪。恩格斯曾经说过: 在经济社会里,婚姻问题和其它问题一样,或多或少都要打上货币交换的烙印。”

在媒婆时代已经过去,自由恋爱已蔚然成风时,“大姐夫”所要承担的重任,便是代表委托方,与对方讨价还价,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把婚事办得双方满意,皆大欢喜。

几桩婚事下来,“大姐夫”积累了相当的实战经验,不论“娶亲”还是“送亲”,都做得十分完美。以至于很多人家,就干脆把这事儿交给他全权代理。当然,东家会付与他一定的辛苦费,这就等于他利用业余时间,办了个最早的“婚礼服务公司”。

最初,他调用村里的两台手扶拖拉机,按事前商定好的礼单: 50斤肉、20斤酒、20斤大米、6斤糖果、两包茶叶,一箱子新娘衣服、360元的小菜钱,也及杂七杂八的其它物件,连同新郎和十来个娶亲队员,一并送到女方家。行过礼,吃过早饭后,再把新娘的嫁妆——那些箱箱柜柜、床单被子,连同新娘和和送亲人员,一并拉回男方家。吃过晚饭,再主持一下结婚典礼,便算完事。

后来,手扶拖拉机已被严令禁止载人,而恰好当时的自行车己敞开供应,他有意无意地提醒随他娶亲的弟兄,要买就买永久牌载重车,因为载重车是可以载人的。不久,他拉起了一支队伍—— “永久单车娶亲队”。

为了避开彩礼、嫁妆在运输上的麻烦,他动用三寸不烂之舌,硬是说服双方,把那些物件统统折成现金,这样,去的时候带一个红包,回来时带一个红包,从而把事情由复杂变为简单!

而礼金的多少,则由双方商定。从一万六到两万六,从三万六到六万六……一直在不停的增长。但,尾数必须是个六字,“六六大顺”,算是讨个吉利吧?而他接过业务后,只须问清对方的送亲人数,点起相应的兵马,便可轻装上路。

清晨,阳光洒满田野,郊外一派生机。十多位衣着整齐且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各自将扎着大红花的载重单车推出村口,他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且兴高彩烈地喝到:“弟兄们,唱起来——”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照耀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人民的期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当现在的“婚庆公司”十分走红单车娶亲”已成为时尚时,我只想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姐夫”,才是真正的开山鼻祖!


祖传的厨艺就这么完了

结婚,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要请客吃饭,只是规模挡次不同而已。

比如我们村,在解放初期,再困难的人家,也要摆个两桌三桌,弄个四碗五碗,范围限制在纯粹的亲戚之间。而此类婚宴,在自己家里便可举办,不必兴师动众。

到了六七十年代,怎么也要摆个八桌十桌。除亲戚外,还有街坊邻居、小伙小伴和村社干部。这种规模的婚宴,大多也是在家里举办,即所谓的“露天宴席”,但要向邻居借用桌椅碗筷。其挡次由“四荤四素”向“六荤两素”、甚至是向“八大碗”过渡。

到了八九十年代,因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郊区农民,便开始大操大办了,一般都在40-60桌之间。全村男女老少——即便平常有点口舌之争、甚至打过架的,都一一请到。理由是:就此化解矛盾,共建和谐农村。而此时的农村里,大都建有“客堂”,炉灶案板,桌椅碗筷,配置齐全,专用于红白喜事。此时的宴席挡次,可谓你追我赶,突飞猛进,“猪鸡鱼鸭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虽不绝对,但有此苗头。菜品已从传统“八大碗”向十碗、十二碗、十四碗过渡。结婚请柬上的日期,已不再是“某日下午”,而是“某日一天”、“某日两天”、“某日三天”!

所以,在八九十年代,是我村“老爷子”最为风光的时代。他是远近闻名的一大厨师,凭着高超的厨艺,解放前曾经给省主席卢汉做过几年的主厨。后来回到村里,上村下里家族内外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无一不是由他执掌厨房。

一开始,规模较小,七桌八桌,他带着小儿子便可轻松对付。东家付给的辛苦费,一般在16元-26元之间。到了十桌以上时,他收了个徒弟,帮着切菜配菜,此时的辛苦费涨到66元-86元之间。到请客桌数到了40-60桌时,他小儿子向他建议:“以桌数收费,10元一桌,桌数越多越好!”他喃喃着说:“多了多了,都是沾亲带故的。”他小儿子说:“不多。官渡那边就是这个价,那菜还做得鬼头鬼脑的。”

再往后,菜品从传统的“八大碗”向十碗、十二碗过渡时,他又收了个徒弟,师徒四人忙得腰酸腿痛。他小儿子又向他建议:“10元一桌的基数不变,但,只限制于十个菜。以后每加一菜,我们再加一元,随他怎么加,越多越好!”“混帐!”老爷子发火了:“人家请我主厨,多少也是个情份。你这么斤斤计较,一点情份都不讲!”

再往后,菜品由十二碗向十四碗过渡时,老爷子已招架不住了。在儿子和徒弟的劝说下,他同意了儿子的收费方式。并对外声称:“我老了,退居二线,只管压压阵角。凡事由那混小子说了算。”

某日,本村在外搞建筑发了财的杨老三前来商议:儿子娶亲,要定一百二十桌,每顿十六道菜,连续请三天,每顿的菜品不能相同。要求尽快开出清单,他好安排人员和车辆采购。

如此庞大的婚宴,如同打一次战役,老爷子闻所未闻,他也托不住底了。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儿子。好在他儿子这些年,并不只是在村里给他当助手,而是常到官渡那边做客串厨师,结交了不少同行,也参与过几次大战,故而胸有成竹地说:“没事。清单明天给你。不就是360桌席,96道菜吗?我的收费——”

请讲!”

“360桌乘16元,共计5760元”

 “ok!那就6666元吧,我喜欢这个数。”

该次婚宴办完后,老爷子心悦诚服地甘愿给儿子当助手了。然而,两年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村里娶亲嫁女的人家,不在“客堂”办亊,不再请他“主厨”。开始他认为:是儿子的“刀太快”——收费太高,让众人受不了,所以才另谋出路。儿子说:“那好!我带您去见见世面。”于是用车拉着老爷子,接二连三地去参加朋友的婚宴。云安会都、船舶酒店、大观酒店……那豪华的场面、优质的服务、新潮的菜肴,又岂能是他那农村客堂”可以相提并论的?

怪不得,怪不得。唉!”老爷子一声长叹,心有不甘地说:“那,祖传的厨艺就这么完了?”

“不完。我正要承包一个酒店。”

“怎么都往城里跑?”

儿子说:“现在,又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了。您老就在家里,蹲蹲茶馆,晒晒太阳吧!”


粪草是如何培养的

跨过2000年这一大关,该谈婚论嫁的,95%以上都是80后的独生子女。这拨人天生就有福气,既没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也不知道“十年文革”是怎么回事。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在父母及爷爷奶奶的宠爱下,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因改革开放富裕起来的郊区农民,家家都把宝押在他们身上,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四二一家庭”。 然而,因家庭教育和各自的原因,就像长跑运动员那样:本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却逐渐拉开了距离。就我们村的22个同龄学生来说,有9人考取大学,6人考取中专,剩余7人只混到初中毕业。

在外读书的,自然是工作和家庭都在外面,他们的婚姻状况,村里人无从知晓。而只混到初中的那7位回乡青年,大多情况不妙。他们眼高手低,好逸恶劳,不同程度地患上一种通病:行为乖张,脾气暴燥。城里人称为“愤青”,农村人称为“粪草”。

但这“粪草”是如何形成的?是天生的吗?当然不是。这里不妨从典型的“粪草”他爹四老倌说起——

四老倌上有三个哥哥,结果都不争气,清一色的只生千金。某日,得知四老倌媳妇怀上孩子时,哥几个在一块喝酒时就闲聊说:“看看下一代,一个带把的都没有,看来咱老苏家是要断根了。”四老倌就说:“不可能!我老婆一定生儿子。”

凭什么?”

我有把握!”

时任村长的大老倌就说:“那就赌一把!要是你媳妇生儿子,我输你一万元。要是生姑娘,你得请我们好好搓一顿!”

二老倌、三老倌也附和着说:“是啊!凭什么你能生儿子?我们也和你赌了!”几个月后,四老倌媳妇果然生了个儿子。三位兄长不好失言,各自送来一万元。四老倌他爹,下巴都笑歪了,悄悄“奖励”了一万元。四老倌他妈,也不甘落后,暗中也给了一万元。

好傢伙,就因为生了个儿子,几天之内,就收获了五万元。当然。最高兴的是四老倌和他媳妇,当医生要填写《出生证》问起婴儿名字时,四老倌信口就说:“大名保根,小名来福!”

 冥冥中似有天意,根是保住了,福却没有来。

 保根还未上学之前,常被四老倌带在身边,参加麻将大战。 常念叨“小赌养家糊口,大赌发家致富”。上小学时,保根常和同学打赌,赌猜硬币的正面或反面。赌赢时拚命索要赌注3-5元,赌输时则拳头相向。每当参赌而被打伤的同学父母找上门时,四老倌表面上赔礼道歉,背后却对儿子说:“少年强,则国强。要赌就讲技巧,要打就一定打赢。把他们打伤,最多出点医药费。要是你被他们打伤,我家的面子往那儿摆?

勉强挤进初中后,保根已不是单纯地赌搏打架了,而是纠集了几个小弟,在学校里“拔毛”——向同学收取“保护费”。警告、处分、开除,反复折腾了几个来回,都被当着村长的大爹托人摆平了。三年初中混满,以总分85的成绩,不可能继续上学。

这有什么稀奇的?”四老倌看着村上张贴的、奖励本年度中高考生被录取的光荣榜说:“我家保根我让他去爱因森学电脑,再学本驾照,到时候,会玩电脑会开车,还不比那些在人才市场里求职的大学生强吗?”

保根的婚礼办得十分隆重,因为他家族的人口本来就多,他大爹又是村长,家家户户,谁能不给面子?加上他几年来在社会上结识的各类朋友,可以说人气十分了得。

然而不幸,婚礼过后的一个月,新娘请了个律师,走法律程序离婚了。具体原因是什么,外人不得而知。随后,他又从大理领回了一个白族姑娘,结果三天后也走了。

他奶奶管不住嘴,向村里的老姐妹说:“那姑娘领来时,我觉着好着呢。奶奶奶奶叫着。那晓得临走时会把保根的电脑放在洗衣盆里泡着,还拿剪子把保根几套西装,还有领带、被窝、垫单,剪了碎糟糟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保根他妈开始四处借钱,对张三说:他儿子要买一辆60多万的挖掘机,请借他十万,付10%的利息,年底还清。对李四说:他儿子要承包一个洗车场,请他借十万,付10%的利息,年底还清……

接近年底时,她一再向债主哀求: 只付利息,本金容她儿子再周转一年。第一年如此,第二年也如此。到第三年年底,村上分红时,十多个债主手持借条堵在村委会,请求领导解决。村长在书记的监督下,只好表态: 这么大的数额,我们无法解决。你们不等钱用的,就宽限他两年,急等钱用的,走法律途径。

已是有人告到法院后,才隐隐约约知道: 什么挖掘机、洗车场,都是假话。保根既吸毒,又嫖娼,还欠着一屁股的赌债!而他妈不断地四处借钱,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罢了。

过去,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而今,这篇拙文《粪草是如何培养的》,能否告诫当今的几个家庭?


你家门上有几颗星

晓得您家有钱,房子盖到天上,把我家的太阳都遮了。”

没得您家有钱,轿车遍地都是,全村的路都不夠您摆。”

这是在互相夸富吗?不是。是在吵架,吵文明架!

即使吵架,也要吵得文明,吵得礼貌……”这是规矩,是写在《村规民约》里的条文。“邻里之间,有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但,谁要先出口骂人,先动手伤人,谁承担一切后果!”这也是写在《村规民约》里的条文。

我们村的《村规民约》,不是虚设的,它与村里的《老年人优待制度》《学生中高考奖励制度》《村民年终分红制度》相配套。

比如《老年人优待制度》:凡我村年满60周岁的老人,每月可领取700元的优待金,且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增优待金额度。但,老年人身为一家之长,倘若管不住子女或自己倚老卖老,在村里引发打架斗殴,将视为破坏文明建设,不再给予优待!

比如《学生中高考奖励制度》:凡我村学生考取高中者,奖励500元,考取大学者,奖励5000元。但若是在村里有吵架打架、或其它不文明行为者,不再给予奖励!

在如此条文下,你敢吵架打架吗?为保住父母的优待金、孩子奖学金,你想不文明,恐怕都不行。于是,我们村才有了“文明架”的说法。

其实,自2010年开始举办的“争当十星级文明户”活动以来,在两委班子的引导下,党员干部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又在《村规民约》制约下,家家户户都参加了这一活动。虽不说十全十美,全部达标,但村容村貌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孝敬老人、不爱护孩子、不讲究卫生、不遵守村规……会受到相应的治裁。相反,若在见义勇为、和睦乡邻、科技创新、文化建没等方面有突出业绩者,也会受到相应的奖励。

而近年来,我们村年轻人的择偶标准,也及彩礼、嫁妆之类问题,又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某县来昆打工的小张,和我们村的小李姑娘相恋后,第一次到女方家,便被未来的岳父询问道:“你家门上有几颗星?” 小张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回答。小李代他解释说:“他们那儿不兴评文明户”。

——老李不便再说什么。但心里却想: 不讲文明的地方,那不是野蛮吗?文明人和野蛮人能和谐相处吗?于是,他私下对女儿说:“我知道,他们那儿经济不发达,但这不是问题。只要人品好,就算他家是困难户,也可以接受。我说过给你买套房子买张车,是算数的。但若他人品不好,或者他父母一点文明意识都没有,那就难办了。”

是的。恋爱结婚,看似两个年轻人的事,其实不然。它涉及到两个家庭的成员能否相处,两个地方的风俗能否融合。在近些年来一直飙升的离婚案中,纯粹为经济问题离婚的,虽然也有,但为数不多。更多的是在人品素质、文化差距、兴趣不同等方面出了问题。因“婆媳战争”导致离婚的,也占一定比例。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双方的文明程度不同而引发的。

贫穷的时候求温饱,富足的时候求文明。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当今年轻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不然,贫穷的时候为什么很少有人离婚?那是因为只求温饱,俩口子容易统一目标,只要同心协力,勤劳致富便可达到目的。而富足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人闹离婚?那是因为物质生活满足之后,人们的追求出现了多样化,有的喜欢扑克麻将,有的喜欢游山玩水,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有的喜欢写字读书……如此一来,俩口子还能统一目标吗?既然统一不了,就必然存在缝隙,而这缝隙受时间或外界的影响,会越拉越大,最后无法愈合,只好分手。

那么,有无方子可救呢?有!那便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如果每个家庭、每对夫妻、每个公民,都把这24字读通弄懂,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那你的婚姻一定是和谐的,你的家庭一定是幸福的!

是的。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当看到今天的中国正高举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各个领域突飞猛进、并已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能不为此唱上一曲吗?唱什么呢?古人说得好:“一幅湖山来眼底,万家忧乐注心头。”而事关万家忧乐的,莫过于婚姻,所以我写下这篇郊区某村.建国70年来的婚姻变奏曲》,算是一种祝贺吧!

(图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评论

7条评论

发表

网友评论

7条评论

发表

最新评论

南天 0

谢过所有点赞和阅读的朋友!

03月14日 19:06

文笔塔 0

这样的农村还能“道失问于野”吗?

  • 南天  : 谢过文笔塔!

    0

03月08日 16:26

南天 0

谢过所有点赞和阅读的朋友!

03月04日 21:59

金瓶松 0

70年届古稀 价值观已大变 如今黄世仁征婚 或有大把喜儿投怀送抱 杨白劳荣升风光老丈人 大春哥也说不定到黄公司上班了

  • 南天  : 谢谢大俠的长期支持!

    0

03月03日 13:45

南天 0

先点一赞,开个张!

03月03日 09:38

推荐文章

彩龙

Copyright © 2008-2019 彩龙社区(http://www.clzg.cn)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免责声明: 本网不承担任何由内容提供商提供的信息所引起的争议和法律责任。

经营许可证编号:滇B2-20090009 - 滇ICP备06007192号

下载我家昆明APP 下载彩龙社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