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将至,勿忘国耻“9·18”
大卫
发布于 云南 2019-09-17 · 2.5w浏览 22回复 39赞

日寇侵华给我“家国”留下抹不去的伤痛

张伟

透过日寇对我众多人口密集城市平民区的野蛮轰炸行径,不仅揭穿了其“所轰炸者仅限于军事设备之区”的弥天大谎,而且让人们清楚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欲使中华亡国灭种的险恶居心。武汉、重庆等城市遭到大轰炸后,正如当时中共军队总司令朱德在1938年8月21日致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所言:“日寇此种野蛮残暴,虽遍阅古今中外历史,亦难有其匹;其阴险之目的,直欲将我五千年优秀民族绝灭于地球之上。然日寇愚昧估计,每多谬误,其残暴适足以增加我团结力量,其恶毒只能更强固我抗战之勇气与决心。”

日机轰炸昆明造成的惨状

日寇轰炸机空袭昆明始于1938年9月28日,“敌机9架轰炸小西门外潘家湾,当时市民均毫无躲避空袭的常识及经验,市民们一片惊慌,四处奔逃。其实日机首次空袭昆明,目标主要是大西门附近的兵工厂,他们没想到边城昆明还有能进行空战的战斗机,故未派驱逐机作掩护。当我方周庭芳、杨绍廉、苑金函、黎宗彦四位空中英雄奋勇围追的3架战斗机冲向日本的轰炸机群并向它们猛烈开火时,日机只好在大西门一带匆匆投弹扫射后,便仓皇南逃……日军飞机就朝着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投下了炸弹。警报后数万人聚集潘家湾及小西门城脚苗圃中,故死伤甚重。计轻伤60人,重伤173人,死190人,其他血肉横飞,尸身难觅者尚不知多少”。最惨者为一年轻妇女,她带着一个一岁的小孩,妇女的头被弹片削飞了,尸体倒下,血流不止,而孩子却被震死于这个妇女的身旁。还根据当时一些史料的记载,在潘家湾那一带的树枝和电杆线上,挂着断手残肢,肠道五脏等,地上尸体都不完整,状况极其惨烈。

1940年5月9日,敌机19架又袭巫家坝机场,炸弹偏离机场,投到了机场旁的香条村。造成轻伤40人,重伤53人,死11人。香条村的农户苏文才和妻子看见自己家的房屋起火,妻子忙冲进房屋内抢救现金和地契,结果被烧垮的屋梁击中,压在身上爬不出来,苏文才忙冲进大火里救妻子。结果却不但没有救出妻子,自己也被大火烧伤,他虽拼命爬出燃烧中的房屋,仍因伤势严重,惨死在自家老屋门口的水塘边,这样,夫妻双双被烧死。农户苏文友,当日机来袭时,他外出归来刚走到村口,便在村口躲避起来。后来看见他家的房屋起火,忙冲进家抢救正在熟睡中的一岁婴儿,结果父子两人都被烧死在家中……此后,空袭日渐频繁。

据父亲曾给我们讲昆明东城边有一家特惨:“时间大约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九月底的早上,居住在珠玑街经营木行的辛家,有个四岁的小姑娘吵着要吃东西,她妈拿了两个核桃,叫她用门框夹开来吃。她刚走到门口,日机便呼啸而至。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她一下就昏死过去。醒来后只觉得双腿疼得钻心。事发几月后,听住在辛家附近的马掌柜说,当时太惨哪!火光、浓烟交织成一片残酷的血腥场面。小姑娘她奶奶、父亲、母亲、舅爹、姑妈、两个嬢嬢的躯体被烧得吱吱发响,焦煳蜷缩成一团,都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了!最后是从他们的牙齿来辨别身份。特别是马掌柜的老父亲,眼睛被一颗大钉子戳进去,眼球血淋淋地挂在脸上,惨不忍睹……马掌柜发现被震出屋外的小姑娘还活着,手中还攥着两个核桃,便把她抱在他家铺面栏柜的柜台上。赶来的救助队员见她双腿的脚趾头已被烧焦脱落,把她送到英国人开的惠滇医院。她被简单包扎后,在院外的草地上睡了七天七夜,剧烈的疼痛使她昏死又醒来。直到第八天,住在远处的外婆才千辛万苦找到她。她的腿已溃烂生蛆,不得不接连做了多次手术,双腿高位截肢。一天之内她便痛失七个亲人和自己的两条腿,成了无家可归的残废孤儿……”现经查阅,受害者至今幸存,已78岁高龄,名:辛惠仙。

1941年12月 18日,长春路不能忘记的历史:10架日军轰炸机于上午9点20分从越南飞入我省,9点40分昆明发出紧急警报。敌机在大东门和交三桥一带低空飞行,连红膏药标志都清楚可见,日机如野兽般对准逃难人群来回俯冲,又是投弹,又是疯狂扫射。当时长春路街道狭窄,再加大东门城门洞更狭长,疏散的人群一时滞留人数近万人,顿时拥挤不堪,踩死踏伤不少。合为轻伤43人,重伤199人,死145人。此次空袭因情报迟缓,刚发警报,敌机已到,市民跑至交三桥,路被阻断,给敌机以最佳目标施暴,故死伤较历次为大又最为惨烈。

据称,日本飞机的暴行令人发指。当日交三桥、大东门一带尸横遍野,随处可见电线上挂着人的内脏和残肢断臂,衣箱什物遍地散落。在这期间,云南曾氏白药精的创始人曾泽生所开的“公生大药房”也迁到长春路168号经营。曾泽生是前清举人,精通诗文,酷爱医学。因生于会泽县,故其父给他取名泽生,他和滇军60军军长同姓名。是日,他的二儿子携刚结婚半年的妻子从大东门往外跑,到交三桥时,被弹片削去大腿一块肉,等警报解除,由于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三子曾鑫华在武汉大学读书,也被日机轰炸时炸死。另有一金店老板遇难,携带的金手镯、金戒指、金条被炸得四处乱飞。传说有一商店老板,奔跑中左腿被飞来的弹片削断,一头栽在地上,皮箱内的银元撒得满地都是。他一时还不知道自己受了重伤,还爬在地上捡拾落下的银元。当旁观者说他要钱不要命时,他才扭头发现自己的左腿不在了,身体浸泡在血泊中。于是惨叫了一声,才昏死了过去。据当时的《云南日报》登载“已死尸体,概陈列于交三桥畔田内招领;各炸毙人民携带之箱笼衣物,意均由壮丁、警察汇交警分局及区镇公所招领。”

日寇对昆明的空袭一直持续到1944年下半年。因我方防空火力加强,加之美国十四航空队协助攻防,故敌机空袭昆明逐渐较少,以至于后来放弃了空袭,市民才有喘息之日。

空袭笼罩下的市民生活

在日军飞机空袭昆明最为频繁的日子里,昆明市民们开始过上了另外一种生活,如果醒来看天,天空晴朗,那就意味着日军飞机一定会到,天一亮就带上大包小包,扶老携幼的到郊区去躲避了,直到下午四五点,天近傍晚的时候再陆续回家,所以昆明的商店呢一度是白天关门,夜晚营业,而学校和工厂则大多是停课、停产。西南联大则是索性把上课的时间提前,上午十点之前结束上午的课,下午呢三点以后再继续上课,中午的时间则是准备空袭疏散的时间,预备课留给那些不请自来的日寇。

就拿我家来说,那时我和上面的几个哥哥还没出生,据早已去世的老父亲说:那时老昆明人都不相信小日本打得进来,昆明是块仙乡福地,又地处西南高原,大江湍流,高山险峻,山隔水阻,昆明人都认为日本飞机根本就飞不到这里。然而,随着战事一天天吃紧,大家的侥幸心理逐渐破灭。自首次小日本轰炸昆明得逞后,昆明人才饱尝了朝不保夕的苦日子。那年头为了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达官显贵早果断行动了,要么城里洋楼处建有钢混结构的防空洞;要么疏散到近郊山林别墅。还有殷实大户们想临时打什么注意都来得及,只有老百姓可没那容易。像我家先还是采取空袭前跑警报,后轰炸太频繁,还无定时,有时一天来两次空袭,一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们的祖母和母亲又是小拐脚,再加你们二哥太幼小,那经得住如此折腾,明摆着多种因素来不及跑。一天炸弹都落在自家院旁,我们院楼上瓦顶和全院门窗玻璃都震碎了,家当毁了一半,人吓得够惨,但还好没伤着人。因此,我当时被逼到万不得已才立即到乡下租房子,马上疏散家眷的行动。三天后,你们的祖母和母亲及哥姐们都疏散到北郊羊肠村避难去了,我则忙于一家几口的生计,并伴随着频繁的跑警报而冒险坚守城中。为了探视和关照母亲和妻小,我只能抽空奔波于两地之间。当时平民跑警报或疏散较为集中的地方,有小坝外的波罗村;北郊的下马村、岗头村、羊肠村、司家营和龙头街;西郊的黄土坡、岷山和高峣;南郊的官渡、呈贡等。那些年头昆明市民普遍都过着亲人颠沛流离的生活,甚至惨遭妻离子散,灭家绝户的命运。就是联大教授们也纷纷搬往城外居住,他们每天到校上课,至少要走二十里路。若再远住呈贡等地的,有的骑马,有的做火车……往返赶来讲课,相比这些教授们比我们还饱受奔波之苦。

当时的警报有三种,先是预行警报,也就是说,表示日军飞机已经起飞了,随后呢是拉响空袭警报,这种警报往往是表示日军飞机已经进入到了云南省境内,但是进了云南却不一定表示必到昆明来,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还不必惊慌,大可以踱着步子离开房间去寻找可以躲避的地方,等到汽笛声转为连续短音,就变为紧急警报时,这才确定日军飞机肯定是向着昆明来了,过不了一会儿,飞机就会出现在头顶上,人们就得赶紧找地方躲避,然而这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间隔的很长,那这段时间里大家或是聊天或是观望。轰炸多年之后,昆明的市民们对跑警报已经相当有经验了,早不像最早那么仓皇失措了。

文物古迹遭到毁坏

惨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文物进行了大肆地侵吞与侵害。总计长达五十多年时断时续的侵华战争,使大量的珍贵文物遭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掠夺、践踏或在战火中毁灭,给我们国家的文物界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因为战前并没有详细的进行全国文物普查,所以,实际上我们损失了多少,永远都拿不出一个清晰和正确的数目清单。可以这样说,具体日本掠走或破坏了多少文物,恐怕是个永远的谜。

作为一个老昆明人我只能据我所知,粗略列出:老昆明城内中轴线上矗立的三牌坊始建于明代,至清乾隆年间重修。此坊原位于今威远街、光华街交汇处的正义路主道上。此坊至今若在,已约五百多年,但令昆明人遗憾的是,1941年昆明遭日机轰炸,正义路中段被击中,房屋起火殃及牌坊而毁去一部分,随后未做原样恢复而撤除。原坊为三孔,高二丈余,明代南面坊上提额为“怀柔六诏”,北面为“平定百蛮”。清道光八年(1828年),布政使王楚堂重修此坊时,将坊额南面改题为“天开云瑞”;北面为“地靖坤维”。并请当时著名的书家呈贡人孙铸书写,故又称“天开云瑞”坊。此坊后至民国1916年唐继尧执政时,唐又重修。原牌坊前后各有一对红砂岩石狮子,其形状逼真,活灵活现,今仅存两只的石狮子移放在大观公园门两边。另一对过去曾放在昆湖小学门口 ,随之,多少年后不知下落?!

昆明现残存的文庙移地重建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至今已有324年。曾听我老父说:现存的文庙第一次最大的破坏是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中期,日本飞机轰炸文庙所致。近来我查阅相关资料得知:1941年1月,文庙魁星阁前广场展出了被我国军队击落的飞机一架。后被日军间谍侦察到,发回情报,于1月29日、2月,派机群两次来袭,还有其它一说:当时,王旦东、熊介巨等组织建立了“抗日救亡花灯团”,现编现演,演出以抗战为内容的花灯剧有《王小二从军》、《挑夫老马献金抗日》、《枪毙汉奸罗小云》等。由于这些展览和演出,使得日寇恼羞成怒,就加紧了对文庙报复性的轰炸,使大成殿、大成门、桂香阁、尊经阁、明伦堂同时被炸毁;崇圣殿与仓圣殿被炸去一半。魁星楼外观虽未损毁,但实际因剧烈振荡,已稍有倾斜,从此作为危楼紧锁,基本不再对外开放。上世纪70年代末还依然矗立着,一直没采取抢救性修复,80年代初不知为什么倒把此楼全部撤除了?

生存窘迫  物价暴涨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各族人民的无私奉献。在长时期忍受着半饥半饱,物资极度匮乏的艰苦状态下,男女老少万众一心,不愿做亡国奴,家家送出了自己的亲人上前线杀敌,留在后方的民众都积极参与抗战。对援华盟军的食物及物资更是勒紧裤带选优质又丰厚的供给,从人力物力上做出了巨大牺牲。甚至在各条战线上献出了许多宝贵的生命。

昆明在抗战时期随着外地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战事的逐步加剧,昆明的物价也和各地一样受到极大的影响。就拿来昆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例,身在象牙塔里的大学教授们的生活也因物价的变动而发生了波动。抗战初期,物价波动不太剧烈,教授的薪津收入与战前大体一致,实际生活所受影响不大。1940年后形势急转直下,物价开始大幅上扬,教授收入随之增长,可增长幅度远低于物价的上涨,且薪津实值降低。到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更是无法控制物价的上涨势头,以致教授们一贫如洗。就如联大校长梅贻琦一家生活都很清苦紧迫,为了挣点小钱添补家用,校长夫人只好联络一些勤劳能干的教授夫人,使出了曾在西洋学得的手艺做些中西结合的洋点心卖,由于其中一种麦饼做得美味可口,价钱低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周边校区的民众争相购买,因为制卖煎饼的妇女们气质外貌尽都文雅俊秀,衣着得体,且麦饼的制法也独树一帜,故被老昆明人俗称为“摩登粑粑”,此食品至今一直很受市民欢迎。平日"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著名教授闻一多原就偏好金石篆刻,这时候也不得不放下大文豪架子去搞点兼职。去广泛接纳刻公印和私印的生意,来添补养活一家几口。像梁思成、朱自清、沈从文这些大学者生活过得都很困窘。如朱自清完全不像个大教授,就配制不起一套像样的衣服,几年来,成天穿着一身破衣烂衫上讲堂或会客。冬季无毛衣、棉衣,就找件村民不要的棕毛蓑衣披上御寒……由此可想而知,昆明城乡下层贫苦民众的生存状态就更加糟不可言了。

1941年,反法西斯战争全面爆发。美军大量军事机构和军事人员进入云南,云南各族人民节衣缩食保障供给。据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后来回忆:“当时在驻军供应方面最感困难的,就是美军的供应问题。每天除了要大量猪鸡之外,鸡蛋最少供应六万余枚,菜牛百余条。供应不仅为数很大,而且(时间)又长,地方渐感供不应求。”然而,云南各族农民从抗战大局出发,克服困难,竭尽全力,节衣缩食,连山区农民的耕牛都贡献出来,勉力供应。

昆明文史专家卜保怡先生《盟军将士温暖的家……》一文,对战地服务团为盟军将士提供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有详细的描述:“志愿队员的住宿、膳食、洗衣、理发、办公用房、译员以及文化娱乐、导游等后勤保障服务,皆由战地服务团提供。为了使这些美国人如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所有服务人员都经过专门培训。招待所住房内部设施并不豪华,但都有洁净的床铺和保证热水的淋浴设备。他们知道,这些远离家乡的战士,最挑剔饮食的品种和口味,所以服务团特意挑选了一批善于做西餐的厨师,并且在饮食的品种和数量上严格按照美国军医署统一制订的饮食标准执行。每人每日标准是:肉类18英两,鸡蛋4枚,蔬菜20英两,洋芋10英两,干菜2英两,面粉12英两,猪油2英两,糖6英两,盐0.5英两,水果11英两,花生1英两,茶叶0.5英两,以及其他香料(1英两即1盎司,约等于31克)。凡在中国能够买到的食品,就由中方采购供应,而乳酪、牛油、咖啡等产品以及中国不生产的东西,则由美方空运。他们的食宿以及其他服务费用价格为四五十美元一天,但每人每天只是象征性地支付1元美金。”近来,飞虎队飞行员乔治·伯加德回忆招待所时说:“真是好极了,营房呱呱叫,柔软的床、漂亮的家具、方便的浴室、可口的饭菜、出色的酒吧……中国人的接待十全十美,还有一个很适用的机场。”

1938年前后,沦陷区的大量人口涌入昆明,给昆明的租房市场造成了空前压力,人多房少,供求失衡,房租迅速上涨。如据有关资料载“1941年,西南联大的教师在校外租房,每人平均需要半平方丈,折合5平方米,每平方米月租是4.67元(法币,下同)。由于一间普通民宅的建筑面积约15平方米左右,那么一间房月租也就是70元,与抗战前每间月租只需5~10元相比,已经上涨了10倍左右。”

抗战时期,有超过100万的沦陷区军民迁入云南。当时云南的人口不到2000万,短时间内迁入的这百万人口,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供应,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昆明作为云南省会,自然也是迁入人员首选的工作、生活之地。随着大量教育、科研、文化机构迁至昆明,许多文化名人也来到春城,其中有历史学家陈寅恪、社会学家费孝通、建筑学家梁思成、哲学家冯友兰、民主战士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儿童文学家冰心、著名作家沈从文……总之,能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其中大部分居住在昆明北郊龙头街附近。一时间,昆明可以说是群贤毕至、名流咸集。

来昆名流以租房为主。这些名人到了昆明,是怎样解决居住问题的呢?渠道大致有三种:一是住在单位,二是自己建房,如梁思成夫妇几乎花尽他们的所有积蓄,在北郊龙头街附近的棕皮营租地建房。三是在城中或城郊租房居住,其中最主要的渠道就是租房。

沦陷区的人们来昆明是因战祸所迫,并没永远定居的打算,更没购置房产以图升值的计划。

1942年,西南联大教师宿舍被炸,学校让一些教师暂时出去租房,每人每月发给租房补贴100元。这笔费用是向当局申请的,当局按1941年的房租水平给予补贴,以为每人每月100元肯定够教师们租房了,岂知这时候昆明房租一年数涨,100元在昆明城区连最便宜的房子都租不到。沈从文先生给三弟沈荃写信说:“学校每人贴房租100元,事实上每人200元亦办不妥。”但昆明房租仍在继续上涨,到了1943年1月,沈从文先生给三弟的信中提到:“城中住处不易得到,一般租房子必300元一间,3间房子即近千元矣。”可见房租一直大幅上涨。

由于市区房租太高,居之不易,再加上敌机常来轰炸,市区反不如郊区安全,所以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大多选择在郊区租房。例如冰心女士一家人在螺峰街居住没多久,就搬到了呈贡县城一户农家居住,后来又迁居到呈贡的文庙。当时,西南联大的国情研究所就设在呈贡文庙里,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作家如费孝通、沈从文、陈达、唐敖庆等都来到此地。后来,呈贡中学校长昌景光先生为了让冰心先生有好一些的居住与写作环境,便与当地士绅商量,让冰心一家搬到一个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原是呈贡斗南村华家守墓的房屋,称之为“华氏墓庐”。冰心取其谐音改为“默庐”,给新居增添了一些诗意。

但就是租住这样偏僻的远郊农家,也要花费不菲的房租。1940年沈从文先生致信妻妹张充和,说自己住学校宿舍,家人在郊区租房3间,“月付房东老娘子15元”,说明刚开始郊区房租还很低。但到1942年沈从文再给大哥沈云麓写信时,仍是租住同样的房子,租金已涨到每月300元了。才两年时间,房租上涨了20倍。

平时不动产价格出现上涨是正常现象,但是抗战期间昆明房租上涨的速度这么快,却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呢?一个很明显的因素是外来人口剧增和城市房屋被日机炸毁很多,以及通货膨胀,法币严重贬值,这才是抗战时期昆明房租巨涨的主要推手。

昆明远偏西南,抗战前人口密度不大,房价房租并不算高,当局很少兴建“平民住所”。到了抗战胜利前夕,租房难的问题到了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地步,市政府终于立项,在翠湖沿岸被日军炸毁的旧民宅废墟上建起了第一批廉租房。我家是抗战结束后,战时涌入的大量外籍人口绝大多数都离开昆明回原籍后,昆明房价普遍下跌,我父亲才买下小绿水河的房子。

家传老家具记录下日寇侵华的罪证

反法西斯战争过去74周年,想起我一家三辈人为躲避日机空袭,经常跑警报,最后不得不带着必要的行李家具到离城较远的农村疏散,逃避战火,从中历尽炼狱之苦。从摄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历1940年)我家早期的全家福老照片看出,上有我的祖母、父亲、母亲和大姐、二哥,下面的弟兄五人还未出生。现此照上只有坐在小藤椅上的二哥健在。祖母去世于1974年,父亲去世于1989年,母亲也于2004年离我们而去,大姐2014年也走了。母亲在晚年把她过去和父亲结婚时,娘家陪嫁的部分民国家具传承给我们,有几件还留下日寇空袭的证据。这些物件虽不会说话,但只要我家人无意一瞥,都会勾起令人痛苦的抗日战争年代,因为它们包涵着惊心动魄的故事。

曾多次听我母亲说:那时我家还没买兴华街小绿水河21号院,还租住绥靖路(后改为长春路,现称人民中路)报国街的房子,平日天天听外边说小日本打到哪边哪里哪,哪里又陷落哪!哪里惨遭日军屠城呢!哪里又遭日机轰炸了!但总想着我们云南昆明是大后方,很多北方人都跑到我们这里避战祸。没想到过不多久,头顶飞机响声频繁,站在院内也经常能看到天井上空有机群掠过,逐渐打破了往日的宁静。没几天,昆明城西上空响起连珠炮似的几十声震耳欲聋的“炸雷”,后才得知是小西门至大西门外的潘家湾一带居民区首遭日机狂轰滥炸,城乡居民伤亡惨重。全城老百姓顿时人心惶惶。在家附近总能间隙听到或远或近几方传来连续的“隆隆惊雷”声,事后市民才知近郊连日来几处军事、军工和民用厂矿设施面临日寇机群的多次空袭轰炸,人员生命财产损失巨大;随后,城内几处也经常不定期遭到低空轰炸,犹如惊天霹雳响个不停,小娃娃们时时吓得哭哭喊喊,邻里和街上议论纷纷,总有道不完的人间悲剧。满耳充塞着哪天轰炸又炸死炸伤多少,房子又毁了多少,很多家庭沦为难民流落街头;某人某家如何的悲惨,如何的可怜……大人们惊愁得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从此,被迫过上了天天跑警报的痛苦生活,有点条件的人家大多选择了举家疏散到周边的农村避难。我们家还在较长时期选择预警时跑警报的办法,举家疏散的事牵扯太多问题,故总在观望中犹豫不决。

据大姐曾回忆:1941年2月的一天中午,我们全家老小从各房集中到中间堂屋准备吃中餐,母亲刚把热气腾腾的饭菜从厨房端到堂屋圆桌上。就听见五华山的警报声响起,还围着圆桌未来得及跑,屋顶上空传来飞机巨大的轰鸣声,突然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山摇地动,我以为是书中描述的,世界末日降临了。满目只见火光四射,碎物飞溅浓烟尘土蔽日,顷刻间刺鼻的热浪迅猛冲击而来,我们全被震得东倒西歪,天旋地转,头晕耳鸣,咳咳呛呛瘫在地上,一家人全吓蒙了……还是被东邻方向那悲惨地求救声和哭声惊醒。隔了一会,父亲挣扎着先站立起来,把轻轻抽泣的奶奶、母亲和我拉起来原地坐好,大家灰头土脸的面面相觑,幸好大难不死,相安无事。只是二弟太小,还在圆桌底下不停地哭泣,母亲连忙把他抱入怀中。我们以前几次问起二哥对那时留下什么记忆?他只会说:“我那时年龄太小,还不记事呢,我只依稀记得几声巨响,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反正除了恐惧还是恐惧的印象。”

只有那时上小学的大姐曾记得:父亲到几间房里及院外巡视了一圈,回来说是炸弹落在临东的大杂院中爆炸,死伤不少人,院子几乎炸毁了大半。我家院子还和那院隔着条巷,只是我们院内的瓦顶、门窗玻璃全震碎了,幸好我家堂屋内供桌上的祖先堂和供器却完好无损。只是东厅房里的大床帐架和大衣柜被东窗外飞进来的砖石、弹片摧毁。祖母大声说:“真是菩萨保佑!祖宗显灵!还好当时谁也不在东厅房”。母亲听后回房细看,又发现梳妆台、写字桌、椅凳及一对方茶几面上,甚至通体嵌入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弹片,有的花压板被弹片击坏,土石、玻璃、碎瓷片洒满一地。母亲伤心地看着自己的家具什物刹那间变得残缺不全,她抚摸着散架或缺胳膊少腿的物件痛哭流涕。祖母和父亲不断安慰她,只要全家人好好的就算了。

由于这一场“虚惊”,我父亲果断做出决定:“家眷必须疏散到北郊羊肠村避战祸,我一人留守城里就行了。”迅速和疏散地点的人联系妥当,把能搬走的家当雇了几辆马车,连人带物拉到羊肠村。疏散对我们父亲来说——就是亲人离散,他长久承受着生死未卜的生活,一熬就是三四年。

此段乡下疏散生活我二哥还算渐稀记得:大姐每天早出晚归忙于上学,父亲多在十天半月内从城里带些吃的用的来看望我们,一见面总爱先弯下腰亲吻一下我大姐的脸,然后把我抱起用他特有的两种方式:拿他上唇和下巴上的粗硬胡子在我小脸上猛蹭擦一阵,或手指背贴近我的脸,用他有力地中指食指夹钳我脸上的肉。这往往感到刺和痛,我很难于承受这久违的刺和痛,但我又突觉得特别的满足,特别的幸福……我为人父后才深刻感悟,这也许是父亲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滋生的“特有方式”吧?!我们许久的时光都憋在一间屋子里度过,白天光线昏暗,常见祖母和母亲白天在屋外做针线活,晚上就呆在暗淡的油灯下打发光阴,有时村里有滇戏、花灯演出,就领着我去看,祖母由此也开始喜欢上花灯。总之,当时我还太小,但能常听到来往于城乡的父亲曾向祖母及母亲讲述过不少骇人听闻的惨情。我能基本听懂,那些年,由于日本飞机连续几年的狂轰滥炸,昆明简直成了人肉横飞的屠宰场。我和大姐除了经常思念爸爸之外,还期盼着爸爸能从城里带点好吃的来;奶奶和妈妈则时时牵挂着爸爸的安危,昼夜关注着城里传来的各种信息。

现我家中幸存的这些家具,以及几件瓷器,十几个木、皮箱子,这都是母亲的心爱之物,它们隐含着外公、舅父们对我母亲的宠爱,还见证着父母婚姻的幸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见证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它们依依在煎熬中历经战火的洗礼,它们多次如雷贯耳地“听到”日机空袭昆明的暴行,并被兽性般摧毁或乱刻下铁证如山的罪证。这一件件“传家宝”它们承载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故我们的母亲怀着深厚感情守护了半个多世纪,历经多次搬家,晚年才郑重地传递给子孙们留作念物。她老人家曾几次向我们惋惜地描述着那次战火毁灭的几样物件:

其中最令我得意但更痛心的是那件雕刻精美的大衣柜,左右两门上各雕有栩栩如生的“太公钓鱼”和“伯牙抚琴”人物山水图;中门镶有比利时进口的刻花大穿衣镜,柜门下横列四个抽屉的拉面板雕有“渔、樵、耕、读”四景图,为了确保画面完整,四抽屉暗拉抠槽设计在拉面板底部;柜八脚为三弯瑞兽足,柜顶三方边围沿镂空雕有吉祥的花草、飞禽、走兽;由于柜体高大,故柜分两部分组合而成,上柜体天衣无缝的放在四抽屉八足底座之上;柜内右边起下挂衣杆还可宽松站立两个成人,左边内有三暗抽两台板,可很遗憾被那次空袭飞溅进屋内的大块砖石和弹片击碎。还有就是现给你(我)的雕花大床上,原四柱角插有雕刻着像竹节形的帐杆,上末端连接着矩形帐架,中央处雕有一朵盛开的大牡丹花,可惜一起被砸坏;幸好整个帐架上套有冬天用的绣花夹层帐罩,砖石飞来没有把床砸坏。还有最可惜的是,我家祖传的一只绘有“郭子仪庆寿图”的粉彩大瓷瓶也被震倒落地摔碎了……

父母亲在我们兄弟姊妹懂事时就开始讲述这些国恨家仇的故事,让我们从小以铭刻在心。二十多年来,我又搬了多次家,我和妻子、儿子始终把它们带到我们各处居所,并贴近我们的生活。父母亲曾安寝的雕花大床我倆分外珍惜爱护它,宁可把舒适的沙发床抛弃,也仍情愿继续“享用”着历史遗物,梳妆台前常有妻子的身影。我们弟兄见物思人,见物思事,弟兄们传承下父母的遗嘱和遗物。还好年轻时都粗通木活,这些年来我把留给我的几件民国家具从原则上做到修旧如旧的整合和护理,如有砖石和弹片导致的坑凹痕迹处,几乎都补漆灰后磨平、抛光,再照原样补漆;对缺损的构件均想尽办法寻觅补齐或自制完善。由此,我更喜欢收藏以历史相关的物品,收藏旧物件就是收藏历史;当然,不管任何时候,我始终没忘记沉重的责任感,故特意保存下一件历史原貌的方茶几(有照片为证),对其不做任何修理维护,至今茶几面上弹片痕迹累累,几侧压花板残缺不全,破损严重,一看就知道它过去曾惨遭横祸,其目的就是让她永远讲述给代代子孙,随时要居安思危,牢记住那段永远抹不去的国耻。更加领悟“落后就要挨打”,国家要富强,才不会再受列强欺辱。

为纪念“抗战胜利74周年”,后代子孙更应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要普天下的中华儿女以国为家,爱家爱国,并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开拓创新,发奋进取,自强不息,伟大的中国梦必然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必将长盛不衰。

 

民国时正义路上未炸毁前的”三牌坊“

日机空袭,炸弹扔在三牌坊东侧爆炸后,实拍消防队正在扑灭引发的大火(翻拍老照片)

日机炸残破的三牌坊

1941年12月18日,日机来袭,跑警报穿过狭窄的大东门城门洞就是交三桥。

        当时长春路街道狭窄,再加大东门城门洞更狭长,疏散的人群一时滞留人数近万人,顿时拥挤不堪,踩死踏伤不少。合为轻伤43人,重伤199人,死145人。此次空袭因情报迟缓,刚发警报,敌机已到,市民跑至交三桥,路被阻断,给敌机以最佳目标施暴,故死伤较历次为大又最为惨烈。

 

 

未受损毁前的昆明文庙魁星阁

正义路曾被日机轰炸几次,从此照看三牌坊这次还未毁坏

我家早期全家福,上有我的祖母、父亲、母亲和大姐、二哥,我们弟兄五人还未出生。(摄于1940年)

日机空袭 方几面留下弹片飞溅的痕迹 

方几一侧压花板因空袭残缺不全

两方几修与未修对照图片

日机空袭留下了没有帐架的雕花大床

损坏的大床帐架与此大床帐架类似

民国家具床和梳妆台交相辉映

在西厅房的小衣柜完好无损  现由我一兄长保存

在那次空袭中还损坏了佛龛前供桌上摆放着的祖传“清嘉庆年制”粉彩净水碗。另几件珍贵的瓷器已实在无法补救,因这件净水碗祖母一直很看重,故父亲专门请当时的补碗匠金刚钻打孔,用银钉补锔修复好。

大卫
尊重历史,敬畏天地,敬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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