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一箩筐:05 与刘涛兄听涛(逸居京城)

    (涛兄送我一本其专著《通三统》,结果我在书页间写满了心得体会——是密不透风,涛兄再见此书,不禁感叹,或许爱恨交织,涛兄说,我重新送你一本吧!呵呵——次日,我们一干人游览了潭柘寺,清早在寺门口,即看见那只大白猫懒在寺门口坐禅,但是不见它打过哈欠……)



   刘涛以映射、象征的手法深刻的道出了狂人的实质——狂人不是哲人,狂人是分有了哲人之光的人,并且狂人所看到的并为之狂热的光并非日光,而是月光。


    解释不只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解释关系着解释者的生活方式。

    如何解释一部作品,即意味着解释者如何生活。

   解释者何以如此解读一部作品,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整个生活息息相关。欲理解一个人,可以观此人对某物的理解。

                          (《从“发展自己的个性”到“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刘涛)



    狂人痊愈后成了哲人还是庸人,这是一个谜。然而,时代精神喜欢将痊愈、候补的狂人说成是堕落。时代精神强化狂人之狂,却不愿狂人成为哲人。


    狂人将整个世界看成黑暗世界,狂人看见了月光,就迫不及待地飞了过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哲人不会如此。


     微者只能说与少数人,显者方可说与多数人。孔子是审慎的……



 

■ 香远益清

   评论家刘涛悼念学者贾植芳先生,写下了一篇题名为《香远益清》的文章,历述贾先生的一生、学养以及刘涛与之交往的细节,写得栩栩如生,令人回味无穷,让人感受到一个可敬又可爱的贾植芳,一个幽默而侠情奕奕的贾植芳。


    一次谈话间先生兴之所至,以其stick(手杖)示我,并问我有无异样。我览过一通,并未发现异常之处,只是一根普通拐杖而已。先生说其实这是一把剑,并顺势抽出,略一比划,颇有大侠风范。先生常言不是学院中人,是江湖中人,于此可见一斑。先生给我讲他去香港开会,仗此stick过海关被查禁的事。他对工作人员说:“I  am  a  professor .”先生对我语此之时神采飞扬,天真浪漫。鲁迅尚墨,胡风一身侠气,先生亦是。侠是那些怀着理想尚未被收买、被规训的人,先生即如此。

    (刘涛《香远益清——悼贾植芳先生》)


    这样的人是香远益清,这样的文字同样是香远益清,颇有翦伯赞历史散文写作的余韵,细腻情愫,深邃思想,清新立意,其间徐徐透出明净的金石之气。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情绪,是近年来予我以感动的少数文章之一,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令狐冲于华山之巅与大家风清扬的一段师友情缘,清气,浩气,朴气,奇气、秀气、雅气皆一时间里弥漫开来。

 

    一定的形式来自一定的结构——刘涛的行文简而淡,且弥深。简是简约、简洁和洗练,如金石篆刻,删繁就简,简到本质。其文淡,既是人间烟火与人生风雨中的淡泊,又是历史烟云中诉诸于道的淡然。所以,深邃是刘涛治学、文论追求的必然境界,深是深到学养和历史,深到几度轮回的历史的原发机制当中。


    这篇《香远益清——悼贾植芳先生》收录于刘涛的专著《“通三统”》(该书属“80后”批评家文丛,周明全策划,陈思和先生主编),是最能体现刘涛治学与文论风格的文章。


    一定的结构导源于一定的思维本质与情感本质——从人生通向学术,从学术通向历史,站在历史的高处来回望与透视,其眼光又岂能不深,其情绪又岂能不淡然。在淡然中展开并且摇曳其深邃,正是刘涛写作的本质。刘涛的审美之境亦渐次敞露:金石篆刻的底子,香远益清的情怀,简约洗练的真话与史述。更兼其洞察时事,掘发历史,于古今中外别裁出理据的旁征博引,生发见识,至此的地步,不淡不行。因为,历史的情怀总淡然,而史笔如椽,其之落于纸上,也必然只能轻拿轻放——淡而弥深,融古今,乃是史笔。

    运史笔,如高手舞剑,不是森冷,而是予天地以照拂,沟通天地之气。动辄亮剑,那已然是巨鲸帮和海沙派的优良作风。是以,每当史笔落下,它总是轻,总是淡,也总是简,只是此轻已非彼轻,此简也非彼简,其淡竟然是淡而弥深。

    这一轻,乃是举重若轻。能将两百多年来的历史、革命、文学一一梳理,而后举一反三,提纲挈领地擎起思想史、文学史的重大思辨,整复于一家之言,这绝非等闲事。

 

■ 听潮观海

 

   解释不只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解释关系着解释者的生活方式。

   如何解释一部作品,即意味着解释者如何生活。

   解释者何以如此解读一部作品,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整个生活息息相关。欲理解一个人,可以观此人对某物的理解。

                          (《从“发展自己的个性”到“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刘涛)


   “欲理解一个人,可以观此人对某物的理解”——刘涛就此敞露出他的诠释学实践立场。

     刘涛对文学的理解是什么?


    假设文本是鱼,那么文学就是海。

    如果文学是鱼,那么养育文学之鱼的海是何其丰富而壮阔啊。文学之海,也就是文学的宏观场域,一个关于文学的共同体,它于政治、社会、经济、人文无所不包,它充满了历史感与现实感以及想象。与此同时,它也是文学与以上诸种交互生产的历史与当下呈现。

    刘涛愿意做这个观海者,以鱼观海,观海而不忘鱼,观鱼在海中,观鱼而得海。这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谦卑与忍耐。所谓忍耐,至少是要耐得那几度潮涨潮落中的喧嚣与孤寂,寂静乃至寂寞的时刻,轻轻说出海的旋律。很大程度上,《通三统》恰如他所说,是一种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实验。


   “通三统”本诸自公羊学,甘阳借用为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希望通此三种传统。本书所谓三种传统则异于是,乃指清代、民国以及当下。晚清之际,中国处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日的诸多问题或发端于此,欲了解今天,或可回溯至晚清。

(《通三统》后记  刘涛)


    刘涛在这里所述及的,是其引而潜发的历史观与时代观——要了解今天,那么从当下回溯到民国,至于晚清,这当是较为整全、也较具实践性的一种努力;与此同时,要了解晚清、民国,使此之一脉历史渊源与当下对话,那么从当下切入历史的重构也是较为整合、也较具实践性的一种努力。


    从历史脉络入当下,从当下渊源于历史——此之谓历史。此,当是历时的历史,亦是共时的历史。

    刘涛之谓“通三统”,从时间视领阈上看,结构为:

清代→民国→当下。

    其中的脉络,一是儒教传统在矛盾背景下的演绎与延异。所谓矛盾,刘涛主张看主要矛盾——清政府内部矛盾与中西矛盾,主要矛盾中看集中矛盾——太平天国起义同时集中了中国内部矛盾和中西矛盾。



    其中的另一脉络,则是西学东渐的潮流。抓住此一脉络,刘涛寥寥数语即阐明了历史上的胜败,诸如洪秀全(西学“基督”与清王朝(中“孔教”)之争,五四之辩,毛泽东(西学“马克思”)与蒋介石(中“宋明理学”)之战,“批林批孔”……

     刘涛将其解为:

    晚清以来,中西相遇是最大的问题,孔子可代表部分的中,上帝和耶稣可以代表部分的西,这次中西相遇的开始阶段,大体是孔子败退、基督高歌猛进。

(《孔子与基督之争——曾国藩与洪秀全》 刘涛)



    刘涛之谓“通三统”,从动因、关系上结构为:

    思潮→文学与革命、革新→历史与文学的交互重构

    文学的前身是什么?当然是历史与思潮。文学的未来是什么?当然是历史、思潮、文学这三者的交互。

     刘涛以历史思潮为海之潮,听之问之,考之思之,有如文化考古,是谓听潮观海。

 


■  深邃摇曳

    刘涛治学为文,掘于深,阐于精,发于微乃至发于寻常为人所熟视无睹中之重大要义,发人深省。《通三统》共收录其文30余篇,看似散漫,内里却严格按照“思潮”→“文学”与“实践”的内在逻辑行进。不仅如此,集内各篇章间也呈现出相互对话的姿态,这使得全书获得了一种内在的高度自足与十足的张力感,令人感到,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沟通历史与当下的能量场域。


    批评家陈润华说,由刘涛《通三统》的人物谱,可见其路径:

    以曾国藩、洪秀全、康有为,为身逢晚清两次大剧变之两辈人。这些大剧变,一次次催生了社会生活中的激进主义;直到革命从政治、社会领域转入思想世界,这一系列激进性的变革以“辛亥革命”和“五四”为标志。在刘涛文本中,即以鲁迅、郁达夫、艾青、张爱玲、闻一多、夏衍、周汝昌、胡适、朱光潜、钱钟书、巴金、沈从文、汪曾祺、贾植芳,为此一阶段身逢“五四”前后乃至新中国建国之两辈人。路遥、梁晓声、韩少功、马原、苏童、格非、王小波、北岛等,为“文革”前后之两辈人;其后之多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两辈人。以三十年为一代人,如考虑代际与时间之重叠,时间跨度大约为三个六十年。涉及之广,论述之深,殊为用心之艰,气魄浑厚博大。其间刘涛引出的问题,几乎每一篇章,皆有其用心在。

(“刘涛《通三统》之诗学旨向简析”,陈润华,刊于《中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12期)



    综观《通三统》,全书不仅极具文学批评价值和文学研究价值,也具备较高的文学史评价值,而从刘涛的运思为文来看,也具备着较高的诠释学价值。


    言刘涛之深邃,那是指其功底扎实、积蕴深厚,而于深邃中直观见其才华的,当属这篇《狂人:在宣传家与哲人之间》,其间的深邃,简直是摇曳多姿,虚实之间互渗且难辨,足见其人诠释、解构、重构的功力。该篇既系刘涛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深刻诠释,刘涛以小说中月光之实,由实及虚地映射出作品的深埋部分(也就是日光),以小说中狂人之实,由实入虚地映射出狂人的对称——哲人。刘涛以映射、象征的手法深刻的道出了狂人的实质——狂人不是哲人,狂人是分有了哲人之光的人,并且狂人所看到的并为之狂热的光并非日光,而是月光。

A、狂人看到的是月光,却将月光当成了日光,狂人有勇气,却将勇当成了仁。

……

B、狂人痊愈后成了哲人还是庸人,这是一个谜。然而,时代精神喜欢将痊愈、候补的狂人说成是堕落。时代精神强化狂人之狂,却不愿狂人成为哲人。

……

C、时代对狂人的接受是简化了的狂人。

……

D、对狂人的简化,是消弭狂人的哲人之光,让狂人成为狂热之人,成为宣传家。

( 《狂人:在宣传家与哲人之间——“狂人日记”解》刘涛)


    如刘涛所述,“月光”呈现于《狂人日记》开篇:“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格外爽快……”此后,“月光”又见:“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刘涛诠释的深邃与才华即在于此,他立足于小说中这一方小小的“月光”,施之以禅宗、精神分析学、柏拉图哲学、儒学、尼采哲学、传播学、接受美学,有理有据的考出并且挖出了《狂人日记》的深层结构与深层心理,以及该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与时代的关联。刘涛挖出了“月光”原型与“狂人”原型,为此他甚至以字源、训诂的知识述及了文字与哲学的原型:

    月光映射着阳光,狂人映射着了哲人。汉字的“是”字,训为“日正”,哲人是可以体会时代之“日正”者。狂人只能体会月正,月正不是“是”,但也未必全非。日正是阳气,月正难免阴气。哲人以太阳为图腾,狂人以月亮为图腾。《狂人日记》中时常出现月光、晚上、黑漆漆的、太阳也不出等意向。狂人将整个世界看成黑暗世界,狂人看见了月光,就迫不及待地飞了过去。面对这样的情况哲人不会如此。

(同上)


   刘涛为文的解构、重构功力至此可见一斑,精妙藏于寻常之中,深厚伏于平和之下,一家之言乃至奇思妙想统统建立在扎实的史考之上,建立在严谨的史评之上,于文论中另辟蹊径,重构文学史学话语,于极简淡中焕发出历史之极复杂面目,他又予以抽丝剥茧,还原重构,悄然进入了文学史的后门,此等功夫,可视作刘涛治学为文的“拈花指”,从容稳沉。与此同时,刘涛运思又每能发人深省,就在篇末,他说:“对狂人的简化,是消弭狂人的哲人之光,让狂人成为狂人之人,成为宣传家。”而与此对应的则是篇中的那一句有力的诘问,它使得文思沉重无比:

   狂人分有了哲人之光,故能发现自己吃人,但狂人毕竟不是哲人,他就止于此。因此最后那一句话“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多少显得空洞、无力。狂人不能自保,如何去救孩子?历史和现实都被否定了,如何能够凭空创造出一个未来?

(同上)




■ 两栖:远观与沉潜,历史与当下    

 

   《通三统》一书,从篇目结构上看,是历史与当下各占一半,隐述出刘涛的写作姿态——两栖,既远观历史,又沉潜于当下。就在他以文学史顺序勾勒出的人物图谱及文本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脉络的历史分层:

   1、远:曾国藩、洪秀全、康有为;

   2、近:鲁迅、郁达夫、艾青、张爱玲、闻一多、夏衍、周汝昌、胡适、朱光潜、钱钟书、巴金、沈从文、汪曾祺、贾植芳;

3、当代:路遥、梁晓声、韩少功、马原、苏童、格非、王小波、北岛;

4、当下:宁肯《我在海边等一本书》、郜元宝《小批判集》、蒋一谈《栖》、祝发能《黑马红日》、“70后作家研究”、郭敬明《爵迹》、“论孙频”、《甄嬛传》。



   刘涛的两栖写作姿态,自然赋予了作品一脉整体感与浑厚感。他既远观历史,又深居当下,如此恢弘宽广的视阈,较为少见。

    而在运思与文心上,刘涛亦可谓两栖——他既沉潜于思想史、文学史中,又沉潜于文学内部之中。在他所述及的文学史类的篇章中,一直涌动着一股当下与历史沟通的意蕴,这诚如黑格尔所言: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实生命的思维性沟通。而在他述及当下部分,依托长期沉潜于思想、文学二史的功力,他的文学现场批评亦显得更加的深刻、犀利和敦厚。


    《通三统》全书以开篇是《孔子与基督之争》,也就是晚清以来思想史、文学史之源——从传统与信仰之争开始,其后传统奋起直追,以“文以载道”的面容悍然出站,然而“道”已经几经变迁,并且是屡屡被人为的植入了个体偏颇之私念以及妄念,是以刻意误读、篡改原典、理论与原典故意误接等事不仅潜显于近现代文学之源,也绵延蓬勃于当下。


     如在下所考所述,康有为《礼运注》刻意颠倒大同与小康,时代不仅简化了“狂人”而且强化了“狂人”的片面,文学场域几多变迁,文学救国,话剧抗战,屈原先生死后被不同阵营者的截然相反的征用。于是在刘涛与杨肖二位合作的《从误解中去理解——从“穆桂英甘拜下风图”说起》一文中,笑声响了起来。该文清新、幽默而从容,述出了我们的困惑和希冀。在一个屡屡误植、误接的场域中,我们或许只能从误解中去理解。并且,误读也许是走近正解的一种积极实践。


    刘涛的《通三统》一书,充满着历史的厚重以及当下的厚重,这似乎是刘涛那种关于思想、历史、文学三者扭结而成的生命力的执拗体现,如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说:归根结底,历史学要与意义和对意义的解释打交道。然而,对意义的解释可以是一种回到实在的努力。


   《通三统》意欲寻求一种实在,历史的实在,当下的实在,历史与当下的共在。

     既然是共在,那么恢弘与细腻、浑厚与犀利、远观与沉潜也就并存了,于是乎,刘涛文字中的思考、幽默、警醒、宽容也就一并涌现了,这样的话语,即使不是微言大义,也基本上超越了微言中义:

     微者只能说与少数人,显者方可说与多数人。孔子是审慎的……

     (《颠倒大同与小康——康有为“礼运注”解》 )


    狂人对于传统没有感激,只有仇恨。世界不是白纸,世界不能被格式化,没有清白的底子,不能在清白的底子上画更好、更美的图画。

     (《狂人:在宣传家与哲人之间——“狂人日记”解》)


    私人经验尽管独特,但毕竟有限,久之,一方面作者可能会枯竭,另一方面读者也会厌。因此小说家还须做到“他心通”,懂得他所处的时代和时代之中其他人的生活。

(《“人生的记录”——郁达夫小说论》


    讲述故事就是阐述故事,没有什么客观陈述,苍凉之感一点一点地注入了这个故事。同一个故事,作家不同,生成的小说风貌就不同。

     (《张爱玲的观念写作——“倾城之恋”细读》)


    疑古学派往往自以为揭穿了“谎言”,发现了真理,要重新开创历史,但是没有看到所谓“谎言”在凝聚人心、传承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论闻一多笔下的屈原》)


    “道”会随着形势有所变化,故文之所载亦有变化。

      (《以话剧抗战——论夏衍抗战时期的几篇话剧》)


     易卜生漂洋过海,进入中国,其形象亦会随之流变,因着中国的问题,因着接受者的背景,易卜生成了“中国的易卜生”,其形象被建构而成。一旦这个形象被建构,就有相对的稳定性,其后对作家的认识较难改变。

     (《从“发展自己的个性”到“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晚清以来,中国的五伦遭到重创,君臣已经被革掉,父子、兄弟、夫妇都受到过激烈的批判,唯有朋友一伦得到保留,并有所发展。然而,同性恋理论风行之后,朋友一伦也受到重创,朋友之间的情感可以被解释为同性恋。如此,五伦无一幸免,皆收到了重创。

      (《被制造出来的偶像——王小波论》)

 

    如刘涛所言:

“解释不只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解释关系着解释者的生活方式。如何解释一部作品,即意味着解释者如何生活。解释者何以如此解读一部作品,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整个生活息息相关。

(《从“发展自己的个性”到“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刘涛)


   刘涛的研究、诠释、批评,已然敞露出其人的生存方式,历史与当下的沟通、整合,于治学而言,亦是多学科的融合。这令人想起维柯,也令人想起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在其著作《论历史》中这样写道:“把不同的人文科学统一起来,从而使它们少争吵而多处理共同的疑难。这样就会使它们摆脱一堆虚假的问题和无用的知识。而且,经过必要剔除和调整,就可能出现既丰富且有创造性的新分歧,我们需要有新的动力来激励人文科学”。

     就文学方式与生存状态而言,刘涛的“两栖”,也就是远观与沉潜并行,历史与当下共在,这足以令人感悟、感叹其人之胸襟担当。


    远观也好,沉潜也罢,这都是远离繁华与话语泡沫中心的山人姿态和远游步履,这需要主体对随波逐流的弃绝,并且冷静享受清者自清的煎熬。在《通三统》后记中,刘涛坦言,他意图尽量减少写作,这无疑表明了他目前的治学之道——沉潜。这是担当,也是胸襟与坚毅。


    读刘涛之《通三统》,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学习,拜读与学习。

    掩卷之际也陷入沉思,一生里能够拥有这样的朋友,不啻于刹那间凭海临风,气象宽广。

    在海边,听潮。观海。二三好友,有言无言或忘言,行于天地间,坦荡,多好!




(2015,初春,北京,育慧南路)


(涛兄送我一本其专著《通三统》,结果我在书页间写满了心得体会——是密不透风,涛兄再见此书,不禁感叹,或许爱恨交织,涛兄说,我重新送你一本吧!呵呵——次日,我们一干人游览了潭柘寺,清早在寺门口,即看见那只大白猫懒在寺门口坐禅,但是不见它打过哈欠……)


(2019,涛兄,在下甚想念你这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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